这两天读了一本很有趣的书《历史的教训》。它是《世界文明史》的缩写,共有十三章,包括“犹豫”、“历史与地球”、“生物学与历史”、“种族与历史”、“xing格与历史”、“道德与历史”、“宗教与历史”、“经济与历史”、“社会主义与历史”、“政府与历史”、“历史与战争”、“增长与衰退”和“真有进步吗?”全景式地展示了各种因素与历史的关系,博古通今,新见迭出,引人入胜,是历史真谛的宏大体现。他没有对某个历史事件的详细描述,更多的是提到一个历史事件,然后就是对它意义的简要分析,整本书读下来更像是读诗歌散文,感觉形散而神不散。史实愈明,往往义理愈晦,它更多的似乎不是让人增长知识,而是引发思考。
书中提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观点,认为其实社会主义在历史上曾多次存在,特别是在中国,作者认为汉武帝、王莽、王安石都曾经试图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以生产资源国有化的方式推进社会的改革。比如他对王安石变法的描述:1000年之后,王安石出任宰相(1068-1085年),推行一项广泛的政府管理经济的做法。他认为:“国家应该把商业、手工业和农业的管理权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以期给予劳动人民帮助,使其不至任由富人鱼肉”。他用低息向农民放债,使他们摆脱了债主的盘剥。他通过贷给他们种子和其他援助,鼓励新移民,等他们收获后再归还政府。他兴建大工程控制洪水,并借此防止失业。每一地区都指定有专人来负责管理工资和物价。商业被国有化。国家向老年人、失业者和贫困人口发放救济金。科举制度(它决定知识分子能否做官)也进行了改革;一位研究中国史的学者说:“学生们扔掉他们诗词歌赋的课本,并开始研究历史、地理、政治经济。
是什么让这次改革失败了呢?作者认为,首先是税赋过高,以供养政府日益膨胀的官员系统。其次是每户一丁的募兵制,以应付蛮族的入侵。第三是官场腐败,中国也像其他国家一样,面临着要在私人豪夺与公共贪污之间做出抉择的问题。以王安石弟弟为首的保守派声称,腐败和无能使得政府管制各个行业行不通,最好的经济制度是一个自由放任的、依赖于人的自然冲动的制度。那些富人因为自己的财富受到高额税收的剥削,商业又被政府垄断,于是倾尽自己所能,在变法中抹黑新制度,阻挠新制度的执行,直到新法被废除,这场反对运动有着良好的组织,不断地向神宗皇帝施加压力。当又一波严重的旱涝灾害发生时,天空中出现了可怕的慧星,于是天子罢黜了相位,废除了他的新法,并召回反对者让他们当权。
好吧,这是一个西方哲学家对中国的观察,它带着点儿神话和歌咏的意思,有独到的眼光,让我们看到不一样的中国。
其实照这么说来,中国的治国之道一直带着社会主义的理想。
每一个国家都是不同的,没有谁能真的复制谁。国与国的不同,来自于地理、民族、经济形势以及很重要的,在以上这些因素上形成的文化和价值体系。
比如中国。我们确实经历了世界上最漫长的封建制度。但是现在看来,这并不是一种缺点,而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因为中国的封建制度在某种程度上是严谨的,可衡量和调整的,如果这样细究,会发现这些治国之策里不仅有社会主义的影子,还有资本主义的尝试,以及封建主义自身系统的不断调整。朝代更替多来自于“朝纲败坏”,而一个皇帝的权力在现在看来也受到了诸多的制约。长期以来,中国的治国思想是“儒家”,“仁”是社会对士大夫阶层的道德评判标准,“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政治理想无论是否被践行,但确实是得到社会所公认知识分子该有的价值观。(星辰美文网wwW.mEIwen1314.CoM)而如果说中国出现了多次的社会主义其实也是有道理的,儒家经典《论语》就提出了社会公平均等的观点,“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社会公平确实是社会主义的重大特征之一,如果要实现这个理想,很多国策带有社会主义的色彩也不奇怪了。
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及更为成熟阶段革命产生的产物,但实际上真正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两个地方都是大跃进的产物,一个是资本主义发展最不完善的俄国,一个是从封建主义大踏步直接走入社会主义的中国。作者认为社会主义作为战时制度是可行的,而一旦危机过去,不符合人类本xing的社会主义就无法再持续下去,这个被历史验证也是偏颇的。为什么,不客气的说,只有中国的社会主义目前是成功的尝试?有可能是有两方面的原因:中国的文化中就有“天下大同”的带有社会主义精神的政治理想,并且是中国人普遍认同的价值观;还有就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如同中国的“中庸”、“和谐”、“兼存并容”,并不排斥吸收其他制度优秀的经验、求大同、存小异,更加适应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比如我们接受并持续发展市场经济;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同步发展,互为补充;我们改革开放,吸纳国外的优秀经验,传播中国的传统文化;与各种体制的国家友好合作,塑造着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中国的社会主义是个可成长的体制,不僵化、不教条,所有的体制制度终极目标在于“治国安邦”而非印证某种哲学思想。我们的社会体制,确实是在《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的影响下形成,但是我们的文化传承,在社会的成长中同样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它影响着每一个人的行为处事,而我们的努力,也在不断为它注入新的时代精神,让它跟上世界的步伐,并永远具有着中国独特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