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全歼“日军观战团”
1943年秋，日本军队对我太岳根据地进行所谓的“铁滚扫荡”，为推广这一战术，日本特意从华北各地抽来一百八十多名军官，组成“军官观战团”，前来太岳前线“观战”。
一定要粉碎敌人的“铁滚扫荡”！战士们都摩拳擦掌，纷纷请战。到哪里打？
就在韩略！这里地形很好，既利于隐蔽也利于出击，加上有可靠的群众掩护和民兵的配合，是个理想的作战地点。而韩略之敌，以为左有苏堡、前有古县据点的相互支援，十分麻痹，做梦也想不到八路军的主力部队会来到这里。韩略村边有一条山沟，公路正从三四米高的陡壁中间穿过。这确是一个理想的伏击阵地，我们只要埋伏在两侧，敌人一进口袋，就真像战士们说的：要“包饺子”了。
当天晚上，部队便悄悄进入工事。一直等到第二天早饭的时候，仍不见敌人的踪影。战士们等得耐不住了，甚至有人提议：
“不要再等了！”
这时，阵地上低声传达着一个命令：“没有命令，谁也不准开枪！”
顷刻间，敌人的汽车驶到了沟口。日本鬼子连观察也不观察，不停地往“口袋”里钻，不一会儿，13辆汽车全部进了八路军的伏击圈。
“打！”命令一下达，六连先动手，打烂了最后一辆汽车，斩断了敌人的退路。战士们纷纷跃出阵地，从陡壁上飞下公路，从汽车上夺过重机枪，顺着公路猛扫。顿时，一道凹沟变成了火沟，打得敌人晕头转向，连还击都来不及。好大一会，才有一个大佐带着十几个鬼子军官，举着战刀、狗急跳墙似的扑向我军阵地。这时沟道前面的敌人也端着枪，“呀！呀！……”地怪叫着，顺着公路冲来。八路军战士迅速冲上前去，在遮天蔽日的烟雾中，与敌人厮杀在一起。敌人在一阵猛烈的火力下，死伤了大半。剩下的敌人被切成了数段，相互得不到支援，东撞西避，团团乱转。敌人见夺路逃生无望，就收拾残兵，企图争得一个立脚点以便负隅顽抗，等待来援。
如果让他们拖延下去，对我军十分不利，必须毫不犹豫地速战、速决、速离。部队开始了猛烈的攻击、发起了冲锋。战斗中，八路军战士发现沟中间有一群带指挥刀的敌人，四周的鬼子兵向他们靠拢，看样子是想拼命把这一堆带指挥刀的“长官”救出去。这使我军找到了鬼子为什么这样顽抗的答案，估计被围的可能是个指挥机构。我军指挥员便立即命令部队集中力量，先消灭这股敌人。鬼子们端着枪、举着刀，三五成群，背靠背地掩护着与我军厮杀。民兵和群众也拥上来了，呐喊着，和我军一起战斗。
一直想为带指挥刀的军官们解围的那个敌军指挥官，见大势已去，切腹自杀。残存的敌人，“武士道”的精神也立即烟消云散。一个钟头战斗便结束了，除了三个敌人逃脱外，其他均死在沟内。战后打扫战场发现，这个“日军观战团”中，有旅团长一名，联队长八名，少佐十余名，他们想不到还没有走到战地，就尸横遍野了。
篇二：老岭隧道破袭战
为了将从中国掠夺来的矿产和粮食运回日本，日本军队一直在着手修建从通化到集安的铁路线。在集安的老岭段，由于山高势险无路可通，只能凿岩开洞。被强征的中国劳工饱受日本军警监工们的残酷迫害，苦不堪言。
为了狠狠打击日军的嚣张气焰，破坏他们的铁路修建计划，杨靖宇将军在集安东岔村主持军事会议，决定袭击老岭隧道工程。
听说要打日本鬼子，战士们个个摩拳擦掌，高声呼喊：
“不能让日本人掠夺我们的资源、矿产！”
“不能再让中国人受欺负！
”炸掉它！破坏他们的计划！
为了顺利实现目标，杨靖宇先派人进行了细致的侦察。通过侦察发现，老岭隧道工程区地势非常险峻，易守难攻，而且戒备森严。如果采取强攻的办法，会造成重大的伤亡，杨靖宇决定以智取胜。
3月13日，杨靖宇率警卫旅一团、三团和司令部直属部队，会同二军一部共五百多人，兵分三路，向老岭隧道工地行进。
下午3点，各路部队按时抵达预定区域并隐蔽休整，等待总进攻的命令下达。
下午4点，杨靖宇一声令下，部队把伐木场团团围住。手枪队打先锋，犹如猛虎下山般地攻进了伐木场。猝不及防的日本鬼子、工头都吓傻了，不得不举手投降。在场院的劳工一听是东北抗日联军，纷纷拿起斧头和锯子高声喊着：
“工友们，不要再为日本人干活了！”
“工友们，跟杨司令一起打鬼子去！”
在杨靖宇的指挥下，抗联部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连续冲破了敌人的三道铁丝网和电网，迅速攻占了敌军的主要阵地。日军守备队人员和隧道工地监工山田芳松、荣田太十郎等一伙人藏在屋里进行反抗，被抗联战士当场击毙。随后，抗联的第二路部队也顺利攻占了十一道沟隧道工地的发电所，破坏了所有的发电设备。第三路部队yue一百五十余人，袭击了十二道沟物资供应仓库，将日军警备小队的漆千代松及铁路工地调度久保直左、门卫等人击毙。
至此，抗联部队全部占领了老岭隧道西口工事区仓库、工厂和工地，在杨靖宇的指挥下，抗联部队打开了八栋大仓库和两栋炸药库、枪弹库，组织劳工和战士们背着粮食、扛着弹药箱向十一沟沟口撤走，随后留下一个排的战士，把所有的建筑材料及拿不走的物资都浇上了汽油。
当大部队的战士们都背着战利品撤出西口工事区时，杨靖宇下令，炸毁隧道和仓储器材。随着“轰”的一声巨响，鬼子们惨淡经营一年之久的隧道被炸塌了，十几栋仓库大火冲天，升起了蘑菇云。在满天的红光中，杨靖宇率领部队押着俘虏，带着战利品，高唱凯歌，浩浩荡荡地向老岭二十一道沟方向开拔。
篇三：狱中播撒革命火种
1931年9月，王若飞奉共产国际东方部指示回国，化名黄静斋到绥远地区指导工作。11月20日，王若飞不幸在包头被捕，不久被解往绥远省第一模范监狱。
王若飞被关到绥远第一模范监狱后，敌人经常安排一些人监视他，可是让敌人感到无奈的是：这些人不但完不成监视任务，反而被王若飞的革命理论吸引了。最后，敌人决定把一个连汉话也讲不好的蒙古族青年安排到监狱里，他们想：任你王若飞有天大的本领，也别想赤化他！
这个蒙古族青年名叫三毛，他家里虽然有一块不大的草场，却没有牲畜，他就靠给人放牧赚钱养家。那时，绥远一带土匪很多，牧场上经常发生土匪抢马的事儿。一些汉族地主借机打起了三毛家草场的主意，说三毛“私通盗匪，抢走牧主马匹”。县里的官员们吃了贿赂，不分青红皂白就把三毛抓起来，加了一个通匪的罪名，判处5年徒刑。
三毛入狱后有苦无处诉，有冤无处申，性格变得沉闷而又粗暴，常常一个人坐在那里闷声不响。人们都说他愣头愣脑，没有一个人真正了解他心里的恨。
敌人正是要利用三毛对汉人的刻骨仇恨，才把他安排到了王若飞的囚室。然而，三毛一进囚室，就被王若飞的热情给打动了。
王若飞看到囚室里来了一位蒙古族难友，心里分外高兴，连忙接住三毛手中的铺盖，并且热情地说：“好兄弟，他们让你来了！”三毛惊奇地望着这个和蔼的汉人，一股热流涌进了心坎。他受过汉族地主的迫害，对那些“有身份”的汉人怀着一股说不出的憎恨，可是眼前这个人好像与那些汉人不一样。
王若飞看出了三毛的心思，幽默地说：“怎么不说话？难道是怕我？我可是要吃人的，我要吃掉那些吃人的人，就是那些王爷、地王、官僚……”
三毛一听来了神儿：“你也恨他们？你能推翻他们？”
王若飞肯定地说：“只要我们蒙汉人民团结起来，一定能推翻他们！”
从此，三毛开始信任王若飞，他把自己弄不清的问题一一提了出来，王若飞耐心地给他分析、讲解。三毛听得非常入神，迫切要求学习更多的东西，可是从小没有念过书的他不识字，学习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于是王若飞决定：教三毛念书识字！
他们克服种种困难，用地当纸，用手当笔，不停地练习写字，不到两个月三毛就学会了一百多个生字。这一来，两人的劲头更足了。在11个月里，三毛学完了厚厚的一本书。在学习过程中，三毛的阶级觉悟大大提高，向王若飞提出了入党的请求。在监狱这种特殊的情况下，不可能履行其他程序，于是王若飞审查了三毛的履历，又分别征求了狱中几个党员的意见，就代表党组织，接受三毛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三毛在狱中注意隐蔽，不让敌人发现自己被“赤化”、他以做杂工为掩护，经常给党员们递送材料，很好地完成了党交付的任务。
篇四：一身是胆赴虎穴
1922年9月上旬，安源路矿当局拒发拖欠的工人工资，井企图勾结军阀封闭工人俱乐部。路矿当局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工人的愤怒，纷纷要求起来斗争。
9月12日，安源党组织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成立罢工总指挥部，由李立三任总指挥。为了防止敌人用杀害领导人的办法破坏罢工，会议决定李立三秘密策应，隐蔽指挥：刘少奇任工人俱乐部全权代表，常驻俱乐部应对一切实时状况。
经过周密计划和充分准备之后，工人俱乐部在9月14日零时向全体工人发出罢工命令。开往株洲的列车停驶，井门口的电源被切断，矿井里的电灯全部熄灭，运煤的电车瘫痪在路轨上。工人们像潮水般涌出井外，手举斧头，手镐，高呼：“罢工！罢工！”“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当天上午，洗煤台、制造处、修理厂、炼焦处等都停止了工作。路矿两局一万三千工人实行全面大罢工。
面对着罢工，路矿当局惊慌失措，玩弄各种手段进行破坏活动。先是指使工头利用亲戚关系收买少数工人下井，但他们被工人纠察队劝阻或制止，结果再没有一人自行上工。路矿当局见此计不行，又是悬赏银洋600元，秘密派遣暗探刺杀李立三。工人们闻讯更加愤怒，一方面警告当局，如果俱乐都主任被害，就让路矿当局全体不能生离安源，一方面严加警卫，从早到晚把李立三团团围住，必须出面时也总是跟随几十个工人把他围在中间，谈话超过十分钟就动手把他拥起就走，使对方无从下手。
路矿当局又改弦易辙，电令当地军阀派兵前往弹压工人。但工人组织严密，团结一致，并对士兵开展思想政治工作。许多士兵知道工人罢工是为了改善生活，于是逐渐对工人抱着同情的态度。
在严峻的局势下，路矿当局请商绅界出来调停，9月15日派全权代表到商会同俱乐部代表李立三举行谈判。这一天，路矿当局办了桌酒席，桌子上还摆满了用纸包着的一筒筒银洋。他们一再提出“先开工后议条件”。李立三大义凛然地说：“你们把谈判的题目弄错了吧？是勾结还是行贿？如果要开工的话，就把工人提出的17个条件摆在桌子上来谈，不然，其他的请别开口！”李立三表示要离开矿区，听凭工人们自由行动，当局害怕暴动，只好答应了工人的条件。
18日上午，李立三代表工人俱乐部和路矿代表签订了正式条约，至此，历时五天的大罢工胜利结束。
篇五：软硬不吃的铁将军
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时，新四军军长叶挺被无理扣押，“北伐名将”叶挺转眼之间变成了“罪人”。
叶挺被扣押后，几经辗转，被押到江西上饶集中营的七峰岩监狱。在这里，叶挺见到了蒋介石派出的第一个劝降的说客——直接制造皖南事变的顾祝同。顾祝同是叶挺在保定军校的同学。他假惺惺地设宴招待叶挺，席间故意向叶挺透露蒋介石的来电内容，说蒋对他表示“关心”，企图劝服他把事变的责任推给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并用国民党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的官位收买他。
叶挺一听，断然拒绝。他质问道：“我们按照你们指定的路线北撤，怎么是不服从军令？又怎么是‘叛变’？你们做出这种亲者痛仇者快的事，又要把责任推到项英身上，岂不是伤天害理？！”
顾祝同耐着性子继续劝说，只要叶挺发表合作声明，就可以合作抗日，没等他说完，叶挺就拍案而起，大声说道：“请你们把这一套收起来吧！在这国家危急存亡之秋，我叶挺一向力主抗日，别无他念。可是你们反复无常，不顾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诺言，悍然发动皖南事变、陷害抗日的新四军，”合作抗日“这四个字，亏你说得出口！”
顾祝同有些沉不住气了，板起面孔说：“你这样做，就不想一想后果？”叶挺把眼一瞪说：后果还用我想吗？你们不是早已宣布我“叛变”，将我‘革职’，‘交军法审判’了吗？我正等着公开的军法审判呢！我要将真相大白于天下，只要人民了解我叶挺，要砍脑袋，就砍吧！我叶挺的为人你们也略知一二，头可断、血可流，志不可屈！“
叶挺回到囚室，仍然满腔悲愤。他草拟了一份给蒋介石的电报稿，痛斥蒋介石无耻的诬蔑，要求蒋介石必须立即停止反共行径，共同抗日，立即释放新四军全体被囚人员。为了表示自己坚贞不屈的意志和斗争到底的决心，他决定把头发蓄起来，胡子也不刮，长得长长的。他在囚室的墙壁、门板以至玻璃窗上，写下”正气压邪气，不变应万变“”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坐牢三个月，胜读十年书“等字句，体现了他坚不可摧的革命意志。
篇六：一封鸡毛信催生的红色政权
1927年10月18日凌晨，工农革命军一举攻占了茶陵县城。
茶陵回到了人民手中，群众欢天喜地，战士们兴高采烈！可是县政权怎么搞呢？
第一团团长陈浩和副团长徐庶、参谋长韩昌剑，背着团政治部主任宛希先成立了一个所谓的”人民委员会“，指派谭梓生做县长。谭梓生被人穿起长袍马褂，在部队的簇拥下上任了。那天，吹吹打打热闹非凡，老乡们都觉得莫名其妙，纷纷争看新来的县太爷。
茶陵，静了下来，一切恢复了原状，只是县衙门口多了一块”茶陵县人民委员会“的牌子！
群众经过县衙口，探探头，咋咋舌，失望而去。
有一次，茶陵县中瑶乡农会捕获了转移钱财的劣绅陈老三，要求县”人民委员会“处理，恰被陈浩撞见。陈浩醉醺醺地要他们”击鼓升堂“。农民们击鼓后，陈浩手持惊堂木拍，训斥农会干部不应该抓拥有190亩田地的陈老三，他属于小地主。陈老三一听，好不得意，叩天谢地。农民们气极，抓起陈老三就走。
路上，农会干部们碰到宛希先。宛希先知道原委后，就对农会干部说：”边界山区，大地主极少，如果不打倒中、小地主，土地革命就是一句空话！必须没收中、小地主的土地，才能满足广大贫苦农民的土地要求。你们要好好看管陈老三，开展揭发和斗争！“农会干部们听后，满意地走了。宛希先却因此遭到了陈浩等人的忌恨。
宛希先无奈，只得将茶陵的情况写信向毛泽东报告，信上插着三根鸡毛，表示十万火急。
毛泽东在茅坪接信后一看，气得脸色铁青：陈浩真是胡闹随即派人火速送去一封信：陈浩等人搞的”人民委员会“是资产阶级和国民党的旧政府，必须立即取消，尽快组织一个真正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工农兵政府。
接到毛泽东的来信，陈浩大发雷霆：讲”我陈浩无能，你们去照办吧！“说罢，将信扔给宛希先。
”我办就我办！“宛希先不甘示弱。
很快，宛希先召集茶陵县委、总工会、县农会负责人和军队各连党代表开会，宣读了毛委员的来信，讨论成立县工农兵政府的问题。
因来不及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经过协商，各方便推选自己的代表组建工农兵政府。1927年11月28日，湘赣边界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成立了。成千上万的群众，像过年一样，庆贺自己新生政权的诞生！
篇七：轰动济南府的越狱
邓恩铭最后一次被捕的时候，因为济南政权处在更迭混乱之中，所以他的身份没有暴露。在狱中，他一直用”黄伯云“之名。所以即使历经审讯，国民党都不知道他就是大名鼎鼎的中共山东省委书记邓恩铭。
邓恩铭并没有因为入狱而丧失革命的斗志。他在狱中组织、领导党员和同情革命的进步人士，积极开展对敌斗争，秘密策划越狱行动。可是第一次越狱斗争因计划不周而失败。
1929年7月，邓恩铭与狱中党支部的其他四人总结了第一次越狱行动失败的经验和教训，又秘密制定了第二次越狱行动计划，成立了负责指挥越狱行动的核心小组，邓恩铭亲任组长。他们把狱中的其他党员，按身体强弱搭配编了三个小队，以带领难友行动；对行动中的配合、照顾，作了具体的分工；对发起行动的讯号和越狱成功后的疏散方向，也作了明确的规定，还绘制了从各囚室到监狱大门的路线图。另外，他还从探亲的家属那里秘密要来打开镣铐的工具，还让大家将厕所中用于清洁的石灰粉装成一个个的小袋，作为行动时的”秘密武器“。
7月21日，他们实施了蓄谋已久的越狱行动。这天正值星期天，看守们多数下班，警戒松懈，时机很好。狱中难友们表面上若无其事，可是暗中都在做着准备，打开手铐、卸下脚镣，系好鞋带，扎紧腰带，带上石灰粉……
突然，在邓恩铭直接指挥下的第一队难友，乘看守开门之机从囚室一拥而出，打倒看守，缴下枪支。他们迅速地夺下了第一道大门，接着就是当当当的击钟声。第二、三队难友听到钟声，也如离弦之箭一般冲出囚室。第二队除飞快地控制了第二道大门，还奋力夺下了敌人的枪支。惊慌失措的看守们，妄图举枪镇压，第三队的同志便把事前准备好的石灰粉抛了过去，又用棍棒猛打，看守们在抱头捂眼乱窜时被缴下了枪支。
搏斗短暂而激烈，难友们很快夺下了监狱的外大门，三个小队如决堤之水冲到街上，患着重病的邓恩铭由一位身体强壮的难友背着跑出。济南当局马上调兵并联合警察追捕。但世事难料，邓恩铭和一些人因身体虚弱，且身穿囚服、头发甚长，未跑出多远又被抓回来。五位体力较好的和中共中央派往山东工作的何自声幸运逃脱。18人中，脱险6人。
这次越狱，看守所长因为”渎职“被枪毙。从此监狱加强了看守，越狱再无希望。但是，邓恩铭把一切都置之度外，心中坦然。
篇八：重返桑梓点烽火
贺龙对大家说：”从今天起，再不许自己人打自己人，都跟我干革命。我现在不是国民党，也不是中华革命党，我已经是共产党了。我们要发动群众，组织红军，建立工农革命政权。现在就看你们愿意不愿意参加。
贺英首先出来响应，她对贺龙说：“你带队伍比我强，现在你没有队伍，我有队伍，我把我的四十多人、几十条枪都给你。”随后，几个姐妹都把自己的武装力量交给贺龙指挥。
不久，贺龙的老部下、亲友也都带了他们的队伍过来。1928年3月，一支以贺龙的亲友、旧部为主的三千多人、700条枪的武装建立起来了。贺龙立即率领革命军占领了桑植县城，建立了革命政权。
然而，由于这支部队是由几十股原来各自为政、互不统辖的旧式武装所组成，队伍刚刚集合到一块，还未来得及整编和训练。因此在对敌人的几次作战中遭遇了严重的挫折，部队猛减至两百多人。
为了保存革命力量，贺龙带着部队转移到鹤峰县堰垭人烟稀少的大山中。此时，弹尽粮绝，缺吃少穿，无医少药。到了冬天，他们只得穿单衣、草鞋，吃洋芋，睡山洞，盖柴草。有些人因受不了苦，偷偷地逃走，部队最后只剩下一百多人，真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就在这极端危难的时刻，贺英来了，送来粮食、衣服、子弹和药品等急需物资。她嘱咐贺龙：“部队应该好好整顿一下，有个中心。”贺龙立即整顿部队，把老弱病残疏散到地方上，最后全军只剩下91人、72条枪。整顿后的人数虽然少了，但留下的都是精华，部队的战斗力也加强了。
这次整顿，是红四军斗争史上的一次重大转折，部队从此逐步走上了健康发展、不断壮大的道路，为湘鄂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奠定了基础。
篇九：挺进敌后第一战
虽然刚刚入秋，但平型关上已经是寒气袭人。经过一夜的冒雨行军，八路军战士们忍着饥饿，寒冷，卧在冰凉的阵地上，等待敌人进入伏击圈。这时，每个战士心里都憋着一股劲，心中暗想：一定要让日本鬼子尝尝八路军的厉害。
将近8点，从前边的山沟里隐约传来了汽车的马达声，声音由远而近。过了一会儿，日军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团的军队终于出现了。为首的日本兵高举着一面日本“太阳旗”，后面跟着二十几个扛刺刀的日本步兵。他们身后则是一眼望不到头的汽车。
“一辆，两辆……”团长李天佑埋伏在茂密的草丛之中，耐着性子，一辆辆地数着，“天哪！足足有一百多辆。”
车上满载着军用物资。汽车后面，紧跟着200辆大车。再后面，则是骑兵。汽车和马匹连成一线，阵势十分浩大。骑在马上、坐在车上的日本侵略军斜背着枪，昂着头，一副盛气凌人、狂傲自大的样子。
看到这一切，战士们恨不得立刻杀下山去，把这帮家伙杀个落花流水。而这时，团长李天佑心中更是急成一团火，暗暗地想：“怎么还不下令进攻呢？日军已全部钻进口袋，再晚就错过机会了。”透过望远镜，他看到前面有几十辆军车陷在里面，动弹不得。而后面的日军还在往前挤，人马和车辆拥挤到一块，乱成一团。就在这时，一颗红色的信号弹升入天空，攻击开始了，战士们苦苦盼望的时刻终于到来了，刹那间，机枪、步枪、手榴弹一齐发射，把拥挤在公路上的鬼子们打得蒙头转向。他们没有任何精神准备。一个个呆若木鸡，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惊恐不安龟缩成一团，躲在汽车后面胡乱地放枪。一个日本军官双手握着军刀。一会儿指东，一会儿指西，嘴里哇哇怪叫着，有些不知所措。
见此情景，师长林彪向李天佑等人下达命令：“冲下公路，把敌人切成几段，全部就地歼灭！”随即，部队吹响了冲锋号。听到冲锋号后，战士们如猛虎下山一般，迅速冲入敌群，惊心动魄的白刃战就此展开。战斗结束后，战士们迅速打扫战场：在长长的山沟里，到处都是倾翻着的鬼子的汽车，烧着了的还在冒烟，汽车上面和车轮下面都是鬼子的尸体、有的还挂在汽车挡板上，从姿势看，显然是没来得及下车就被击毙了。半山坡上鬼子的骑兵，连人带马横尸遍地。鬼子的尸体横七竖八，倚躺仰卧，各式各样的丑态都有。公路上的汽车和大车还满载着弹药、装具、被服、粮食、饼干、香烟……遍地都扔着枪支弹药，东洋兵的黄呢军服、大头鞋子……不可尽数。第三四四旅旅长徐海东随手拾起一把日本军刀，往地上一戳，轻蔑地骂道：“什么皇军不可战胜，狗屁！”
至此，平型关战役宣告结束。这次战役，我英勇的第一一五师，经过浴血奋战，共歼灭日军一千余人，击毁汽车一百多辆、大车两百多辆，缴获轻重机枪二十多挺、步枪一百余支以及大量食品及棉衣。战场打扫完后，林彪即命令各部队迅速转移，向着敌后挺进，迎接新的战斗。
篇十：平江闹饷
彭德怀元帅是我们党和国家、解放军的卓越领导人之一。1928年彭德怀还是国民革命军唐生智部独立第五师第一团的团长。但他于1月入党后，就在党的直接领导下，秘密地开展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当时，蒋介石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进行疯狂屠杀，在军队内，对稍有革命思想和革命活动的人严密监视。彭德怀同志在这极为危险困难的情况下，机智勇敢地坚持斗争，扩大党的影响，组织革命力量。
1928年4月，独立第五师奉命开赴平江，在平江县驻扎了将近三个月。7月18日，彭德怀秘密得知中共党员黄公略的身份暴露、逮捕令已下的消息。情况紧迫，彭德怀决心立即发动起义。
当晚，彭德怀召开一团党员紧急会议，讨论发动起义的事。李灿问：“只有几名共产党员，不到一个团的兵力，怎么闹得起来？”
彭德怀思忖着，猛地抬起头来问道：“土兵对没发军饷，有什么反应？”
张荣生答：“情绪很大，都在准备闹饷。”
彭德怀一挥拳头：“对！利用闹饷，发动起义！”
“闹饷能发动起来，一点火就着！”大家纷纷表示赞同。
彭德怀看了看大家，接着说：“现在欠饷比在南县更多，快五个月未发饷了，从三月起只支给两元钱。闹饷是发动起义的主要手段，由秘密到公开，争取营、连、排长参加或同情、可以散布说团长同意这样干。”
“现在革命处在低潮时期，如果能够再有半年到一年的准备就好得多。但是现在不能等待，等待就是自我灭亡。”彭德怀把右手向下一劈，“决心起义，决不能有任何犹豫，犹豫就会失败！”湖南省委特派员滕代远表态了：“只有发动起义，才能保存革命力量，粉碎敌人的镇压阴谋。”
经过一系列秘密紧张的运筹，转眼就到了22日上午。彭德怀在天岳书院大草坪上召开起义誓师大会。队伍齐刷刷地站好了。彭德怀步上讲台，气宇轩昂，两眼灼灼有神，环视了一下严肃整齐的800名全副武装的官兵，大声问道：“弟兄们！今天集合做什么？你们知道吗？”
“不再给军阀地主当看家狗，跟随团长起义！”众官兵齐声回答。
彭德怀高兴地笑笑，提高了嗓音，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上峰几个月没给弟兄们发饷了，连吸烟钱也没有。我们每天吃饭前，不是都喊口号要为工农服务吗？要打倒土豪劣绅吗？今天就要到县城捉那些克扣军饷、残害工农的狗娘养的坏蛋们！”他振臂高呼：“我们再不为军阀卖命了，我们起义！”官兵们个个振奋，挥舞着枪支呼应：“我们起义！”
官兵们个个摩拳擦掌，精神振奋，分成几路队伍向县城扑去。起义队伍占领了平江县城，成立了平江县工农民主政府，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开辟了湘鄂贛革命根据地。
篇十一：铁窗里的“红色党校”
1932年春，中共河北省军委秘书长薄一波等人被关押在北平草岚子监狱。他们在狱中建立了学习马列主义的“地下党校”。
“党校”办起来了，教材从哪里来？狱中共产党员用多种手段做通看守的思想工作，通过他们买来报纸和有用的资料，然后将重要新闻一块块撕下来当教材；狱外党组织也通过种种方法，把进步的中外文书刊送进狱中党支部，这样狱中“党校”便有了源源不断的新鲜教材。
教材有了，怎样在敌人的眼皮底下传阅呢？狱中的共产党员们想出了各种巧妙灵活的办法。他们利用两间相邻牢房的山墙上共挂一盏电灯的小洞口，一间牢房一间牢房地传递材料，并规定这些活页的学习材料，在每个牢房中传读不得超过一昼夜。
党团员们还利用放风上厕所的机会传递学习材料。第一批放风的人蹲在厕所里不走，待第二批放风的人进厕所时，互换教材。有时，还利用放风的机会，从早已秘密拆松的后窗铁丝网角边传递。
在国民党的监狱中办“红色党校”时刻要防备着敌人的察觉和破坏。在南、北监东西两头的牢房里，各有一名同志轮流放哨，监视敌人，“哨兵”发现有看守来了，便按照预先约定好的暗号，向对面牢房的“哨兵”伸出一个拳头，同时向隔壁牢房的墙上敲两下，表示有人接近；等敌人走后，站在窗口后边的“哨兵”把五指分开，并向相邻牢房的墙壁敲一下，以示解除警报，学员们就继续学习讨论。
在“红色党校”的领导下，大家团结一致，粉碎了敌人一个又一个的阴谋，取得了多次狱中斗争的胜利。
1932年春，监狱聘请国民党法官每周两次地来给“政治犯”讲课，妄图让他们放弃革命理想，“反省”、变节。针对敌人的阴谋，狱中党支部作了周密的安排。敌教员上来就说：“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三民主义乃救国之本。”这时，台下的地下党团员马上反驳道：“孙中山三民主义之一的民族主义，就是主张中华民族平等独立。请问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三省，国民政府却下令不许抵抗，这合乎三民主义吗？”类似这样的尖锐问题，弄得法官张口结舌，无法自圆其说。
监狱当局看到这招不灵，又换了一种手段。
不久，3个神父走进监狱进行所谓的布道。神父讲《圣经》：“世界是上帝创造的，我们尘世上的人生来都是有罪的，让我——上帝的仆人：来指引你们这些迷途的羔羊赶快悔悟。”话音未落，听众中立刻有人质问。“爱国有什么罪？日本帝国主义残杀中国人有没有罪？上帝为什么不管？太阳绕着地球转，还是地球绕着太阳转？”“人是上帝造的，还是猴子变的？上帝为什么只许亚当和夏娃吃生命果？而不许他们吃智慧果？这是不是愚民政策呢？”
这些问题引起哄堂大笑，神父被搞得异常狼狈只得苦笑着不停地在胸前画十字。
篇十二：两条半枪闹革命
方志敏是江西党组织的创始人之一，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者。
1925年夏天，方志敏在家乡湖塘村秘密成立了农民协会，带领贫苦农民与地主展开斗争。
那年天旱歉收，到了秋天，许多贫苦的农民发愁交不起租，还不了地主的债。地方豪绅却还在逼租逼债，使穷人无路可走。党小组和农民协会决定发动农民抗租抗债。
方志敏召开了贫雇农大会，对大家说：“今年地主收租讨债时，我们就要求减租减息。如果地主不肯，咱们就跟地主斗，不交租，不还债！”
农民们都害怕地主，不敢行动。方志敏带领一部分积极分子先把一个地主抓了起来，要他减租，并把借据还给农民。这样一来，农民们有了劲头，都准备跟着方志敏干。不料，方志敏的五叔、同为地主的方雨田跳出来，带头对抗农民运动。其他地主不敢收租收债了，方雨田却气急败坏地质问方志敏：“我是你亲叔，你该不会六亲不认吧？”
方志敏觉得，不把方雨田的气焰打下去，斗争就不能取胜。他对大家说：“你们不要以为方雨田是我五叔，我就会徇情看面子。他既是地主，又和我们对抗，咱们就跟他斗争到底！”
一天晚上，他带领全村的贫雇农，手拿铁叉、锄头，包围了地主方雨田的大院，而冲在最前面的就是方志敏。
方雨田紧关大门，躲了起来。几个农民翻墙进入方家大院，把门打开，大家一下子冲了进去。方雨田狗急跳墙地拿刀想行凶，农民夺下他手中的刀，用绳子把他捆了个结实。
地主方雨田被斗倒了，震动了整个弋阳县。
就这样，江西的农民在方志敏的领导下搞起了革命，农民运动蓬勃开展起来。后来农民还从漆工镇警察所里缴获了两条半枪。一条是“汉阳造”，一条是“三八式”，还有一条截去枪托的“九响毛瑟”。这就是在赣东北地区广为流传的方志敏“两条半枪闹革命”的由来。方志敏带着那半条枪，有时穿件灰袍子，化装成商人；有时光脚穿草鞋，化装成农民，四处宣传鼓动，领导革命运动。
方志敏在家乡播下的革命火种，促进了农民运动的蓬勃兴起和迅速发展，极大地提高了群众的思想觉悟，为中国的革命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和组织基础，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篇十三：起义前夕的宴请
1927年初，朱德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前往驻南昌的朱培德部从事军官教育工作。他与朱培德是云南讲武堂同班同学，又在滇军任职多年，所以一来即被委以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的职务，后又兼任南昌市公安局长。因此，他对南昌敌军的情况了如指掌。周恩来曾称赞他“是一个很好的参谋和向导”。
当时，敌人在南昌方面的力量比较空虚，只有第五方面军总指挥朱培德的一个直属警卫团，所属第三军、第九军的各两个团以及第六军一个团，共万余人。南昌起义爆发前，前委交给朱德一项特殊任务——利用自己和滇军的“旧谊”，拖住留驻南昌的第三军两个团的团长，从而保证起义的顺利进行。7月31日下午，朱德在佳宾楼设下“薄宴”——一桌鱼翅席，宴请的客人则是第三军二十三团团长卢泽明、二师四团团长肖日文和两名副团长。酒桌上，猜行令、觥筹交错，大家一连喝了几个小时。随后，朱德又拉着他们到距此不远的大戏院32号打起了麻将。
不料，正当暴动快要发动之时，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朱德与几位团长正在牌桌上“酣战”，贺龙第二十军中一位姓赵的副营长突然闯了进来。这位副营长也是云南人。他对几位团长说，刚刚接到命令，今晚要解除滇军武装。朱德一听就知道出了叛徒，起义计划已经暴露。他不露声色，对客人哈哈一笑道：“大家请接着打牌，飞短流长的话太多，用不着操心。”可是，卢、肖两位团长再也无心“恋战”，立刻起身告辞。一位说：“也许是个谣言，可是我也听说今晚可能要出事，大家还是回到岗位上去。”朱德见状，不好强留，便打着哈哈、开着玩笑在门前送客。
“客人”们一走，朱德马上赶到第二十军指挥部，将叛徒告密的事告诉了贺龙。贺龙又迅即报告给坐镇“炮兵营”的周恩来。前委果断决定，将原定4时的起义时间，提前到2时。后来，由于敌情的突然变化，实际起义时间又提前了。大约在零时之后，起义的枪声就在全城各处打响了。
起义军在兵力上占有优势，加之准备充分、部署周密，黎明时分就全歼南昌敌军，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起义胜利的消息很快传遍全城。南昌人民欢欣鼓舞，纷纷涌上街头，欢庆胜利。
从此，8月1日成为中国工农红军和后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南昌，被誉为军旗升起的地方！
篇十四：马车上的约定
1920年1月中旬，在北京通往天津的土路上，缓缓行驶着一辆带篷的马车。车上坐着两位乘客。一位约30岁模样，一身皮袍衣，手提包里装着账本，看上去很像年前去收债的账房先生。另一位靠里坐着，约40岁，袍子外套着一件棉背心，一顶毡帽低低地压在头上，看上去像个土财主。
普通的马车，在偏僻荒凉的土路上走着，显得那么不起眼，车里坐着的，却是中国共产党创始时期的两位重要人物，被人们称为“北李南陈，两大星辰”的李大钊和陈独秀。当时，陈独秀被北京军阀政府软禁在家，于是决定南下上海继续领导革命。因陈独秀不会北方话，又受警探监控，为了摆脱警察的追捕，李大钊不顾个人安危，决定亲自护送陈独秀到天津。
马车沿小路直奔天津码头。李大钊在路上一面赶车，一面与陈独秀商议创建中国共产党的重大问题。“我着手在北京建党的准备，你在上海做建党的准备，你看怎么样？”李大钊说话满口京腔，沉稳有力。陈独秀深表赞同地点了点头。“那么党的名称，是叫社会党还是叫共产党呢？”陈独秀一时拿不定主意，遂征求李大钊的意见。李大钊非常明确地回答：“叫共产党。”接着，他俩深人地探讨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任务，研究党纲应该怎么写、包括什么内容，并商量着今后如何联系、如何行动等。中国共产党建党的第一篇，就这样在京津路上的马车中写成，留下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一段历史佳话。
从此，南方的陈独秀以上海、广州为中心，北方的李大钊以北京为中心，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而积极工作。在李大钊、陈独秀等启蒙者的努力下，马克思主义这个源于遥远国度的学说，终于跳出书本，在中国大地上落地生根。虽然陈独秀和李大钊都没有出席党的“一大”，但他们都被公认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和领导人。
篇十五：起航前的惊险
1921年7月23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正式开幕。会址设在李汉俊兄弟的住宅。会议刚开始进行得很顺利，到了7月30日晚，代表们计划举行第六次会议，原定议程是由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对会议讨论的各项问题发表意见，然后通过党的纲领和决议。然而，到了晚上7时许，会议还没有开始，突然有一个陌生的中年男子闯进会场。代表们问他找谁，他用可疑的目光打量了一下会场，然后说：“对不起，我找错了地方。”说完后就急忙走了。那男子正是时任上海法租界巡捕房政治探长的程子卿。
程子卿的突然到来，引起代表们的警觉，会议为此中断。马林见此情景即刻说：“这一定是是侦探，马上散会，会议改期改地点后再开。”按照马林的部署，出席会议的人员除李汉俊和陈公博以外，立即离开了会场。十几分钟以后，法国巡捕包围了会场，并进入室内搜查盘问，结果扑了一个空。代表们后来都惊呼当时真危险，假如没有马林的机警，代表们差点就被一网打尽了。后来，在李达的夫人王会悟的提议下，会议转到了在距离上海不远的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继续进行。
可游船在湖上也曾被一巡逻艇留意而追过来观察船上的动静。这时，济南共产主义小组代表邓恩铭急中生智，取出随身携带的玉屏竹笛，说：“我带来了一支玉屏竹笛，在济南一中读书时，参加学校联欢晚会，我还拿它吹过《小放牛》和我们贵州的小调哩。”说着邓恩铭就用随身携带的玉屏竹笛，给参会代表们吹奏了一曲竹笛小调。邓恩铭的笛子吹得很好，曲调优美，管声悠扬。毛泽东也灵机一动，端起茶碗，坐在邓恩铭对面，自斟自饮，欣赏邓恩铭的竹笛声。后来，毛泽东清清嗓子，唱起家乡的湖南花鼓戏，一船人都装扮成游湖的观光游客。巡逻艇实在看不出什么破绽，绕船一周后开走。毛泽东拍着邓恩铭的肩头说：“看不出‘大老乡’还是个音乐家哩！”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从此翻开了中国革命历史新的一页。
篇十六：神秘的看病医生
1935年2月，党的主要领导人瞿秋白在转移途中不幸被俘，被关押在上杭县城的监狱。
早在1931年9月，国民党政府就发布密令，以大洋2万元高价悬赏缉拿瞿秋白等中共中央委员。瞿秋白深知，国民党做梦都想抓到他，暴露身份是十分危险的。因此，必须要想办法与敌人周旋，争取早日脱身。
瞿秋白化名为“林琪祥”，为了蒙蔽敌人，他编造了一个“经历”。说自己原是国民党军队的一个军医，因与红军作战被俘，被留在了红军中当军医。经过几番讯问，敌人都没有什么收获，就把他当做一般的俘虏收监。瞿秋白自少年时代起就刻得一手好印，看守他的军官士兵慕名而来，求“林琪祥”刻章。瞿秋白在狱中雕刻了不少印章，并趁机向军官士兵宣传革命道理。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负责瞿秋白医疗保健的敌三十六师军医陈炎冰。陈炎冰原是共产党员，后因故脱党。在瞿秋白高尚人格的感化下，后来陈炎冰再次加入了共产党。
正当敌人查无实据，准备释放“林琪祥”时，意外发生了。4月10日，福建省委书记万永诚之妻被捕叛变，供出瞿秋白在濯田地区被俘的信息。于是，敌人开始对俘虏进行彻查。5月8日，有叛徒告密，说林琪祥就是瞿秋白。
5月10日，第三十六师军法处长吴淞涛提审瞿秋白。瞿秋白依然是不紧不慢地回答：“上海人”……“36岁”……“职业是医生”……“林琪祥”……
吴淞涛的手一把拍在桌子上，大声喊：“你是瞿秋白，你不是林琪祥！民国十六年我在武汉听过你演讲……”
瞿秋白摇摇头：“你们搞错了，我不是瞿秋白。”
吴淞涛又使出最后招，把叛徒吴大鹏带来，进行指认。吴大鹏曾经在中央苏区教育人民委员会工作过，与瞿秋白有过接触。他一进来就迫不及待地邀功：“我用脑壳担保，他就是瞿秋白，我说了不算，还有他本人的照片可核对。”
在叛徒的指认下，瞿秋白坦然一笑：“既然这样，也用不着这位好汉拿脑壳作保了，我也就不用‘冒混’了，瞿秋白就是我，十多天来我的‘林琪祥’、‘上海人’之类的口供和笔供，就算作篇小说了。”
篇十七：南国扬赤旗
1929年春，蒋桂战争爆发，桂系军阀失败。这年6月，蒋介石发出委派令说道：“俞作柏、李明瑞，你们原本就是广西籍的人，那里是你们的老家，现在委派你们为广西省政府主席和广西特派员。”而在这时，邓小平利用军阀之间的矛盾开展灵活的工作，在全国革命处于低潮、各地出现反共高潮的时候，使广西形成了一个民主统一战线的新局面。
1929年夏，中共广西前敌委员会书记邓小平化名邓斌前往南宁，他的公开身份是广西省政府秘书。
邓小平的上层工作很有成效。邓小平以他敏锐的才智和超出常人的计谋，使得俞作柏、李明瑞释放了一批大革命失败后被捕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紧接着，邓小平又以培训初级军官、加强广西军事力量的名义，通过秘密共产党员俞作豫向李明瑞建议，成立广西教导总队，并乘机派进了一百多名共产党员的学员，驻守在南宁的广西警备大队实际上也被共产党掌控。俞作柏还委任一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担任左右江各县的县长，致使左右江二十多个县都由共产党人或进步人士所执掌。俞作柏、李明瑞还支持农民武装，他们对东兰农民鼓舞宣传道：“从今以后，你们东兰农民武装革命军就叫右江护商大队。”并拨给几百支枪以示支持，当地农民备受鼓舞。
然而，正当新的革命热潮在南宁迅速发展之际，在汪精卫的策动下，9月下旬，俞、李不听中共广西党组织的劝告，决定通电反蒋。邓小平领导广西党组织借故把我党掌握的部队留守南宁，当俞、李率兵离开南宁后，立即做好一切的应变准备。
果然，不出所料，俞、李反蒋不出十天即宣告失败。当俞、李失败惊慌之际，邓小平当机立断，决定发起兵变，将党掌握的部队拉出南宁，向左右江地区转移，以百色、龙州为重点，着力开展工农运动，发展壮大革命武装力量。很快地，兵变枪声打响了，枪械和弹药被搬运出库，党所掌握的武装也迅速撤出南宁市。
12月11日，中共广西前委门广场召开百色起义和红七军成立的庆祝大会，宣布举行百色起义，宣告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光荣诞生，顿时全场爆发出山呼海啸般的欢呼声和口号声。会后举行盛大的游行，整个百色山沉浸在热烈、欢乐的气氛之中。
篇十八：囚徒的豪情
1930年，恽代英调任沪中区、沪东区行动委员会书记，他住在贫民窟，身着工人装，在工人群众中开展工作。
5月6日下午，恽代英在杨树浦的老怡和纱厂门前等人联系工作，突然遇上“抄靶子”（即搜查行人）。他把自已装扮成工人的模样，搜查的人问道：“你是干什么的？”恽代英机智地回答说：“王作林，厂里的工人。”
巡捕一番打量，看到他戴着眼镜，还有水笔、手表及四十元钱，就对他产生了疑心，而且在他的附近又搜到了一包传单，于是巡捕凶狠狠地说：“跟我们走。”恽代英便被押到了巡捕房。被捕后的第二天，恽代英被上海公安局引渡，并以共产党嫌疑犯的身份关押在龙华国民党警备司令部看守所内。在狱中他仍然坚持说自已是普通的工人，敌人虽没识出他是恽代英，但仍以“工人擅自开会有罪”的罪名，判了他5年徒刑。
监狱中生活极其恶劣，连霉米饭都吃不饱，里面还夹杂着砂粒和其他脏物，有时甚至从饭里拖出老鼠尾巴来；开水也不够喝，见不到阳光，呼吸不到新鲜空气。为了改善狱中生活，反抗虐待，恽代英对狱友们说：“大家不要泄气，革命的形势一片大好，我们一定能取得革命的胜利。”在狱中他组织难友们开展斗争。他还跟广大狱友讲述了南昌起义的事情，“八一”南昌起义纪念日的这一天，恽代英还用亲身经历向难友们讲述了起义的经过和意义，鼓舞难友们的斗志。
他在监就遭受了非人的虐待和疾病的折磨，身体十分虚弱，但他始终保持着旺盛的斗争精神。他经常对难友们进行革命气节教育，他说：“对一个革命者来讲，战场固然是考验，而监狱也是个特殊的战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在这个特殊战场上，在生死面前，要经受得起严峻的考验。”他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编写了一本解读党的“十大纲领”的工人读本，还写下了首气吞山河的《狱中诗》。
恽代英被捕期间，党组织一直在设法营救。然而，就在他即将被提前释放时，不幸被叛徒顾顺章出卖，暴露了身份。蒋介石得此确讯后，又惊又喜，急令军法司司长王震南到狱中核对。
4月28日，王震南来到狱中，洋洋得意地拿出恽代英在黄埔军校的照片，向恽代英劝降。恽代英知道自己的身份已经暴露，轻蔑而自豪地说：“我就是恽代英！”王震南劝降失败，下令将恽代英加上镣铐，关进单人牢房。恽代英挫败了敌人的劝降阴谋，被蒋介石下令枪决，时年36岁。
篇十九：一根扁担的故事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初创时期，由于湘赣两省敌军的严密封锁，根据地军民的生活十分困难，粮食、食盐、布匹、药材等必需品奇缺。红军官兵除粮食外，每人每天5分钱的伙食费也难以为继。一日三餐大多是糙饭、南瓜汤，有时还吃野菜。严冬到了，战士们依然光着脚，穿着单衣。
为了解决粮食问题，红四军司令部发起了一个“下山挑粮运动”。宁冈龙市是当地粮食的集散地，从那里挑粮上山，来回有50多公里。
1928年冬日的一天，天刚亮，朱德军长又带领部分红军战士和赤卫队员到宁冈龙市挑粮。这天，朱军长像往日一样精神饱满，穿着一身灰布军装，背着斗笠，扎着腰带，打着绑腿，穿着草鞋下山去。来到龙市，战士们有的用箩筐担，有的用口袋背；没有工具的战士索性脱下长裤，把裤口扎紧，把粮食装满两条裤腿，往肩上一搭便走。这样，大家挑的挑、背的背，翻山越岭，穿行在井冈山的蜿蜒山径上。
那年，朱德军长已经四十多岁了。他头戴斗笠，挑着满满一担粮和年轻的战士们一道走着。大家想：朱军长晚上忙着思考作战大计，白天还要挑粮，这可会累坏他。他们商量，一起到朱德军长面前“抗议”，劝他少挑些。朱军长似乎看穿了大家的心思说：“同志们，今天我们来比比赛，看谁最先赶到黄洋界上的大槲树那儿！”一听说比赛，战士们劲头来了：“好啊！谁先到大槲树谁是英雄！”一个战士灵机一动说：“朱军长，比赛可以，但有个条件。”朱军长问：“什么条件？”战士说：“你年纪大，不能挑那么多，分给我们一点。”朱军长一听，爽朗地笑起来了：“那可不行！”说着，挑起担子就走了，留下了一阵笑声。
中午时分，队伍赶到黄洋界大槲树下休息。黄洋界海拔1300多米，地势险要雄伟，一边是高山峻岭，一边是万丈悬崖。这里云海翻涌时如一望无际的汪洋大海，故黄洋界又称“汪洋界”。休息时战士们议论开来了，七嘴八舌地说，劝也劝不住，讲也讲不过，怎么办？最后，大家叫一个机灵的小战士把朱军长的扁担“偷”来藏起来了。战士们认为这样朱军长可以休息了。哪知道朱军长砍来根大毛竹，做了一根又大又扎实的扁担，并在上面写上“朱德记”三个大字。
同志哥，扁担闪闪亮，朱军长带头挑粮上井冈；
井冈兵强马又壮，粮食充足装满仓；
消灭白狗子，分田又分粮；
保卫根据地，人民得安康……
篇二十：他把巡捕引回家
1933年3月28号下午，上海市中心山西路五福弄9号，一位身穿旧西装、短发、八字眉的小伙子刚刚走进去，猝不及防，便被一群密探抓获。
小伙子不会讲上海话，广东口音，密探从他身上搜出好多张字条，有的是借据，有的是收据，其中一张写着“反帝盟”字样。密探暗自得意，因为“反帝盟”即“上海反帝大同盟”的缩语。显然，小伙子有着鲜明的政治色彩。这个猝然遭捕的小伙子就是廖承志，他是国民党元老廖仲恺与何香凝的独子，时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部长、全国海员总工会党团书记，由于叛徒的出卖而被捕。
廖承志颇为机智。他在上海，并不住在母亲何香凝那里。他突然被捕，唯有迅速把这一消息告诉母亲，才可能利用母亲的社会影响来营救他和他的战友。可怎么办呢？
廖承志开动脑筋，叫来英国巡捕，表示自己要交代一条“大鱼”。于是英国警方高兴地跟着他去“抓鱼”。
晚上10时许，两辆汽车风驰电掣般往英租界疾驶。汽车七弯八拐，当穿过法租界抵达英租界何香凝寓所时，廖承志叫道：“停！”巡捕们鱼贯下车，廖承志带着巡捕前往寓所去敲门。开门的是何香凝，她看见爱子廖承志被手铐扣住，一下子什么都明白了，大声嚷道：“我儿子究竟犯了什么罪，你们为什么要逮捕他？”
机智的廖承志让母亲得知了他被捕的消息，也以这种方式及时通知了地下党组织去营救战友。55岁的何香凝在中共地下组织的帮助下，充分运用她崇高的社会威望展开了营救工作。
第二天，何香凝就致电全国军事长官，表示情愿“与儿子共留囹圄，唯不愿留外国囹圄，要求解往华界。”通电发出不久，又有消息传来，当局要将廖承志转押南京。何香凝不顾心脏病发作，叫人用藤椅把自已抬上汽车，由柳亚子陪同，来到上海市公安局，坐在寒风凛凛的院子里。
廖仲恺烈士的公子廖承志被拘捕的消息，轰动了上海滩，同时也惊动了国民党的高层人士。事已闹大，在何香凝、宋庆龄、柳亚子等人的积极营救下，迫于各方的压力，蒋介石不得不释放了廖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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