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指间,记忆的扫描停留在最灰暗最深刻片段——
我7岁时,娘常说:按顺序你排行老四,谁知,大面积卷起了一场疯狂的瘟疫和饥荒,那时候老二5岁,老三3岁,恶魔不嫌他俩皮包骨,硬是活活地折磨着抓走了;老大老气耐抗,半死半活中逃过了一劫。跨过那道坎,一年比一年虽有所好转,但全家要上口的,还是靠野菜添补。熬到63年麦收后的一天,你“哇哇”落地,还是生不逢时,在一间漏风漏雨的矮小草棚里坐月子,炕上无席,身上无被,一块破麻布就是咱娘俩的过活,况且又缺奶水,干瞅着你一时半会发苶、眯眼、呆气,多亏隔壁你杨大伯心怀善念,也幸好他是生产队饲养员,恰巧有一匹下了驹的马,偷着挤点马奶子拿来给你吃,他是你的救命恩人呐!要不,又没你了。
提起过日子,娘总是要把这番在困苦中煎熬沉积的话,像和尚念经似的道出来,敲打在我不醒世悟、木鱼般的脑壳耳畔,灌输到幼稚的心田。我听着听着,怀着阵阵揪心的伤痛,疑惑不解地问:“那么难过,为啥还一个接一个要生?”她听了,有点发愣,嗫嚅着回答:“娃呀,解放以后的新中国,就像早晨刚刚露头的太阳,还没有到热火的那一步,正处在一穷二白的过渡阶段,还没兴计划生育呢!在你身后又生了两个,还是带把的,唉,家里穷的叮当响,吃手越来越多了,人常说,年景不好,加粮不如减口。没办法,说来说去,都是自造的孽过!全家仅靠你大一个壮劳力挣工分维持,一步挪一步地过,真难活!”
娘每诉说一次,不禁潸然泪下,扑簌簌滚落成苦咸的珠子,如秋后凄凉的雨点,抽打在颤抖、粗糙的手上。
岁那年,是我在南家崖这个小山村转运的一年,正值春暖花开时节,有幸在大队一所民办不完全初小入学。哥哥14岁,每天去参加集体生产队劳动,按半工的半工记分;两个弟弟尚小,即使到了适龄入学的时候,恐怕大人们不可能让他们读书,村子里已经有近半和我年龄相当的没有入学,等一年半载后跟着大人们挣工分。我碰了个好机遇,高兴得蹦蹦跳跳,像路上捡到了水果糖似的。
学校是临时借用一位孤寡老人的房子,西面她住着,东面是教室。全校仅一年级和二年级两个班,3位老师,每人上一天课按中上劳力记工。烟熏火燎的土坯房,经过师生们一个星期的修缮后,才变得阳和起来,墙体全用白土粉刷,课桌是土坯就着泥巴垒砌的,等晾干后糊上旧报纸,同学们感觉是村子里最快乐最亮堂的地方。因为缺少新课本,仅语文、算术两门全是旧的,两位同学各一本,语文、算术交换着读。
时间过的真快。然而,我难挨的日子又到了,农历五月初,正是青黄不接的季节。在中午火辣辣的太阳炙烤下,不觉得皮肤生疼,只觉得肚子“咕噜噜”叫的凄惶。端午节中午放学回家,我知道一顿饭不是吃,而是喝半碗漂着野菜的清汤寡水,在大和娘的泣叹以及两个弟弟的哭闹声中充饥,顿时,我心里如猫挠抓似的难受,便背起书包夺门而去,没有朝学校的方向,一个心思咋样能解决挨饥受饿的问题,独自一边溜达一边踮望,看哪儿能把今天凑合着过去,走着走着,暗想:队长是一队之长,喊社员们走东,他们不敢走西,权力不小;保管把持全队仓库,权力不大,但实力不小。他们当社干的从来没听到过喊填不饱肚子的时候,一年四季,碗里还能漂起油花,每当我路过他们家门口时,炊烟里就能闻到诱人的饭菜香味,只是吸吸鼻子咂咂嘴,所谓过屠门而大嚼。我蔫乎乎地耷拉着脑袋,瞅来瞅去,凑摸到一个队长家门口,直勾勾的眼神朝里窥探,是否能伺舍一点吃的,他们见我可怜的样子,老半天后,战战兢兢塞给我半个拳头大的窝头,我如获至宝,便狼吞虎咽啃着去了学校。
第二天咋办呢?干脆不回家,再换一家去试探,结果如出一辙。当然,时间长了,人家也不免产生讨厌之感,反正,我死皮赖脸地硬去。
眼下,漫山遍野的麦子虽然长势单薄,但再有十天半月的就要收割,心里总算有了指望,恨不得一夜之间成熟呢。
我们弟兄穿的衣裳、裤子,哥哥穿不成的,娘再缝缝补补弟弟接着穿,想替换着穿新的,除非做梦。
在那吃“大锅饭”的年月,家家户户晚上照明点的是油灯,社员们春种秋收全凭人力畜力,农业科技严重匮乏,放羊式的集体劳动人人揣着混的观念,一天到晚工分能记到账本为是,结果呢,人哄地皮,地哄肚皮,年年如此。一到青黄不接的时候,村庄里频频能听到唉声叹气。
第二年春天,我升学上了二年级,发现瘦小的个头略有增高,还获得了很多启蒙知识,路过巷道墙壁上“农业学大寨”等横幅红字标语,能一口气读下来,心里感到无比高兴。
如果二年级再升学,就要转移到白水河下游3里路远的一所初级中学就读。学校是“破四旧,立四新”将一进四院的白雀寺改换而成。第三年春季,我在这所学校读小学三年级。
今天,历经苦难的娘,她还活着,已是耄耋之年。颤巍巍的头上,仿佛布满一层厚厚的不化的白霜;露着道道皱纹的脸如桃核一般;耳背眼花,嶙峋的身子骨被光阴弯曲成“C”形,却有一副精神矍铄的模样,给人的第一感觉,如同看到了一尊饱经沧桑的木雕。然而,一旦给她老人家提说起我们的童年,还有根有板,神情像夏季的天气一样,突然由晴朗变为阴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