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宋朝时期北宋的首都在汴京,也叫汴梁,也就是现在的开封,而南宋则因为历史原因,首都在临安,也就是现在的杭州,开封大家应该多少都了解,属于四战之地,易攻难守,如果说初期定都开封还情有可原,那么统一中原后宋太祖为什么不迁都呢?这其实很让人费解,但也是有其历史原因。
开封在战国时曾为魏都,当时叫大梁,后又改称汴州。隋朝开通的运河经汴梁入江淮,使这里成为了锁控南北水路交通的咽喉。到唐朝中后期,北方藩镇割据,战乱频仍,经济中心移至南方地区,汴梁则成为南粮北运的必经之地。五代时期,汴梁先后为后梁、后晋、后汉、后周四国之都,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到周世宗柴荣时,汴梁已经拥有三重城墙,城高池深,城内建筑规整,道路宽阔,商业繁荣,已颇具帝都风范。宋朝定都在此很大程度上由于其交通便利而且繁华。另外就是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夺取政权,然后又以“禅让”形式取代后周,兵不血刃,实现了改朝换代。由于追随赵匡胤起家的文臣武将大多为后周旧臣,他们在汴梁安居多年,置下了产业,早已过惯了汴梁的安逸生活。定都汴梁符合多数大臣的心愿,甚至可以说是顺应民心。
而此时的长安和洛阳,由于连年战乱,受到极大破坏,经济凋弊不堪。对于实行强干弱枝政策、在京城驻守着庞大军队的赵宋王朝来说,要解决官府和军队的给养问题,汴梁无疑是建都的首选城市。
如果说建国初期,宋朝是处于攻势,还不用考虑防守,那么天下初定以后,就应该考虑首都的防守了,雄才大略的赵匡胤当然考虑到了这一点,而且也付诸了行动。
这一年是公元976年。三月初四这天,赵匡胤心怀迁都之念西巡洛阳。洛阳是他的故乡,他曾在这里曾度过了美好的少年时光。自12岁仗剑出游,数十年戎马倥偬,君临天下后又日理万机,难得再有机会故地重游。赵匡胤看到西洛山川关河雄壮,迁都之心更加坚定,甚至想一迁洛阳,再迁长安。
然而,随行的大臣们安于汴梁的四通八达、漕运便利、重兵屯驻、府库丰足,无不表示反对。赵匡胤满心不悦,赌气般在洛阳住了下来,一住就是两个多月,似乎要造成迁都的既成事实。
皇上不肯起驾东返,令群臣大为惊骇,一时无人敢奏。这时,铁骑左右厢都指挥使李怀忠站了出来。他劝谏说:“东京有汴河漕运之利,每年有江淮数百万斛的漕米供给京城数十万兵马,如果陛下留居洛阳,粮米从何而出?况且,府库重兵皆在汴梁,根基深厚,安固已久,怎么可以轻易动摇根本呢?”
“那就直接迁到长安。”赵匡胤决意迁都,不为所动。他向群臣解释说:“我想西迁不为别的,只是想据山河之险而去冗兵,循周、汉故事以安天下。”他的弟弟、晋王赵光义听后以首叩地,言辞恳切地说:“陛下,安天下者,在德不在险啊!”
赵匡胤沉默了下来,久久无言。面对群臣的强烈反对,他思前想后,最后不得不做出妥协。在众臣退下之后,雄才大略的一代英主忍不住仰天长叹:“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
其实,对于这次迁都之议还有另一种猜想:御弟赵光义早有谋位的野心,一直在做着精心准备,他作了十几年开封府尹,在京城培植了大量的亲信势力。不管太祖对此是不是有所觉察,迁都之议对赵光义来说无异于釜底抽薪,所以他当然要竭力反对。而大臣们不过是受了他的鼓动,帮他制造氛围而已。这样的分析“阴谋论”色彩过重,却并非没有道理,此后事态的发展,甚至包括太祖几个月后的诡异死亡,都可以作为怀疑赵光义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