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一直被批判着。建国以来学者们从马克思主义阶级观去批判，从轻视劳苦大众神化帝王将相开始，到后来由易中天先生带起来一股批它不符合正史的热潮，以及一直以来不绝于耳的“拥刘反曹”的说法，可以说，人们一提起它，缺点要远远多于可取之处。我想，是时候为这本小说翻案了。
对于阶级观，我没什么可谈的，但老扳住这个话题不放，恐怕没什么意义。
第一个要谈的问题就是它与正史的关系。《三国演义》全名为《三国志通俗演义》，这就确定了它的身份：小说。进一步讲，就是文学，不是历史。而历史永远不会让其中哪一个人物大放异彩，而文学可以。很多人讲“借东风”、“借箭”、“空城计”皆是将他人所为移植在诸葛亮身上，与正史不符。试想若是将各个事件物归原主，那么哪个人物也不会如此令人印象深刻。相反，将各个事件集合于一身，便塑造了多个xing格迥异，各有千秋的人物。批判《三国演义》不符正史之风是由易先生引起的，但绝不是先生本意，他已经讲过，他讲的是要恢复历史形象，难免要从大家熟悉的文学形象中引出来，并没有批驳小说之意。倒是不少人借此为据把《三国演义》批得一无是处，把“历史xing弱”作为这本书的一大缺点拿出来说事。恕学生直言，这种论调一无是处，因为文史并非一家，不可同日而语。甚至周汝昌还讲过，《三国演义》最大的缺憾就是很多文学创作因作者过分核对正史而删去，从而导致很多人物没有达到淋漓尽致。
这是讲我们没有必要用历史去看文学。回过头来，当你认清了《三国演义》的本源及xing质后就会发现，它的历史xing是其他小说遥不可及的。中国的文学发展不同于西方，西方的“写、说、唱”是并行的，都在高等人之列；而中国的文学发展到唐宋以及其后的时期，“写”的文学成为了上层社会的主流，而“说”、“唱”的文学就只在社会底层发展，其目的便是娱乐大众。“唱”的从小曲到戏剧，而“说”的就成为了小说，所以中国小说不是神化志怪，便是风月人情，再有就是讲史。其中讲史类大多数都是将历史故事和人物进行发挥，进行改造，从而成为大众喜闻乐见的传统和英雄，其根本目的仍为娱乐大众，教化小民。所以在这种大背景下，很多英雄会被一味地神化，而反面人物就被一棒打死。很多历史上不尽如人意的事实也会被改成其它结局。比如，《忽来道人传》中作者让诸葛亮穿越到宋朝帮水泊梁山，这显然是很荒谬的。再有就是有些其它三国早期话本小说云曹操在华容由尘雾救得xing命，或云刘延起兵灭晋兴蜀汉等种种异事，数不胜数。《三国演义》虽有于吉左慈的故事，但皆不防情节的变化，不扰人物的形象，把一切写得合情合理，这就是极强的历史客观xing了。再加上故事的大局，以及人物关系，故事结局与史实无二，其趣味浩气不减，可见其不朽之处矣！
在“拥刘反曹”的问题上，《三国演义》亦是冤枉。吾认为，这是读书人原本的惯xing思维所致，非是小说描写之过。在历来的文艺作品中，有彻底反曹的，也有为之翻案翻得太过的。从小说中，有几处佐证：一、“曹贼”之称确有，但皆处于操政敌之口，非是旁白之口；二、曹杀吕伯奢、血洗徐州诸郡县、杀孔融、杀反对自己的大臣，作者虽然没有进行正面评价，但也没有过于批评，顶多只是作为世人感叹唏嘘而已；相反，对于曹操多次败仗后的乐观豁达，以及他的才干，是给予了很高评价的；三、书中设置了好几次曹操观景抒怀的场景，青梅煮酒、横槊赋诗、大宴铜雀，甚至还有一句“诸公必无知孤意者”，可见对于曹操英雄气概的描写，要多于书中其他所有人物的。
除翻案外，吾尚有一感。《三国演义》写曹操、刘备、孙权为人以及治国，如出一辙，颇有历史xing思维。曹操白手起家，平定北方，势力渐渐变强。在这个过程中，迎许攸，哭郭嘉，祭典韦，养关羽，不可谓不礼贤下士；割发代首，爱护草民，不可谓不军悦民服。但是自灭了袁绍定四州后，就开始有些飘飘然了，结果赤壁大败；后来破马超，又一次声威大震；又轻慢张松，错失西川；守汉中不利，又杀杨修。势弱时用人，势盛时慢人，甚至sharen。刘备孙权亦是一般。刘备比操更贫，文不过孙乾简雍，武不过关张赵云，三顾茅庐、访马良请伊籍，在得了荆襄后，开始有点心气儿了，便轻慢了庞统，后来入川时，又收了刘璋的文武，看似大盛，实则已失了人和。西川文武人多心杂，为后来蜀汉灭亡埋下了祸根。等到关云长败走麦城，刘备已不听孔明子龙之谏，一意孤行，终致打败。这种规律与操无异。文字上，刘备与曹操处于两极，吾观来看，二人实如一也，此实为三国之一大妙处也！
《秘密》读后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