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712年—770年），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与李白合称“李杜”。后被世人称为“诗圣”。

 

　　杜甫青少年时家庭环境优越，过着较为安定富足的生活。他自小好学，七岁能作诗，“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有志于“致君尧舜上，再shi风俗淳”。少年时也很顽皮，“忆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黄犊走复来。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杜甫少年时期有机会受到各种文化艺术的熏陶，对他日后的诗歌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杜甫一生留下1400多首诗，为后世勾勒出唐王朝由强盛走向衰落的历史长卷，堪称“诗史”。

 

　　杜甫的仕途很不顺利，多次参加科举考试都落选。杜甫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客居长安长达十年，奔走献赋，郁郁不得志，仕途失意，一直过着贫困的生活。

 

　　公元756年，杜甫为了躲避安史之乱，携家人在陕西省富县茶房镇羌村寓居了一年多。这期间国破家亡的惨状和流离失所的困顿使杜甫心情异常沉重。当他听到唐肃宗在灵武即位的消息，匆匆安顿了家属，随即上路前往灵武，然而途中杜甫被叛军抓获，被掠至长安。在长安的八个月里，杜甫目睹了长安沦陷之后种种的惨象。叛军进入长安以后，抢夺杀人，杜甫天天听到各种惨叫声，他把这些惨状都记录下来写入了诗中。

 

　　当时长安被安史叛军焚掠一空，满目凄凉。杜甫眼见山河依旧，而国破家亡，春回大地，却满城荒凉。在此身处逆境、思家情切之际他不禁触景生情，写下了千古名篇《春望》。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公元757年，杜甫逃出长安，再次投奔唐肃宗。唐肃宗对杜甫长途跋涉投奔朝廷表示赞赏，授他为左拾遗。杜甫有诗说道，“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说他穿着草鞋来参拜，和皇上说自己的衣袖都已经磨掉了，两胳膊肘都露出来了。说明他基本是爬着走的。这样的一个行为让肃宗也很感动，就授予他左拾遗。

 

　　结果不到一个月他就被贬到了化州，途中他目睹了各级官吏对百姓的暴力，也看到了众多百姓为了国家社稷积极支援官兵平叛的场面。他写了6首著名的新体乐府组诗，即后人所称的“三吏三别”。如果没有感同身受的体会，没有对老百姓悲天悯人的情怀，很难写出杜甫那样的诗歌。那诗歌，只有在那样的环境下，只有像杜甫那样有着爱民之心的诗人，才能够写得出来。

 

　　都说杜甫的诗歌特别重视格律，在诗歌上有很高造诣，但我们认为更重要的他是有一颗悲天悯人之心，杜甫与屈原在关心人民疾苦方面一脉相承，而且他比屈原的认识更深刻。他认识到了贫富悬殊是阶级矛盾和对立的反应。“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当时生活的真实写照。杜甫的人生随着阅历的增加，随着苦难的加深，有一个蜕变的过程。比方说早先他对整个朝廷统治接近，还有抱有很大的理想，对他们抱有很大的希望。但是，当自己的儿子饿死之后，我们可以看到他发出了那句振聋发聩的诗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就是民本思想的一种体现。从这个时候开始，应该说杜甫已经开始了他关怀民生，走向“诗圣”的开始。

 

　　连绵不绝的战争，杜甫仍旧四处漂泊。杜甫曾几经辗转，在成都城西浣花溪畔，建成了一座草堂，世称“杜甫草堂”，也称“浣花草堂”。严武表荐杜甫为检校工部员外郎，做了严武的参谋，后人又称杜甫为杜工部。不久杜甫又辞了职。在成都的这五、六年间，杜甫寄人篱下，生活依然很苦。他说：“厚禄故人书断绝，恒饥稚子色凄凉”（《狂夫》）“痴儿不知父子礼，叫怒索饭啼东门。”还没有懂事的孩子不知道对父亲的尊重，不知夫子礼，饿了的时候不管是不是要遵循父子之礼，就吵着要饭吃，在东门外号哭。他用这些生活中的细节来表现自己当时生活的困苦。在秋风暴雨来临之时，杜甫的茅屋破败，饥儿老妻，彻夜难眠，他写下了著名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公元770年初冬，杜甫在湘水上的一条小船上病逝。杜甫并无李白求仕的人生经历，而是一个普通的文人，一个靠亲朋好友维持生计，却忧国忧民的草根诗人。杜甫一生心系国家，虽然他颠沛流离，但在生活上无论怎样困顿不堪，也不论漂泊到什么地方，想的最多的就是国家的安危和人民的疾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