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成公主的故事流传已久，然而，令学术界颇为遗憾的是，直至现在，对文成公主当年入藏的路线并没有一个确切的考证。通常认为，文成公主入藏走的就是唐蕃古道，然而，这条唐代以来连接中原及青海、西藏乃至尼泊尔、印度等的必经之路到底途经哪里，一直没有确切的考古考证。传统观点认为，唐蕃古道就是唐蕃驿道，即公元7世纪至9世纪唐王朝与青藏高原吐蕃王朝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交通道路。它起自陕西西安，途经甘肃、青海，至西藏拉萨，全长3000余公里。

 

　　2013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北京故宫博物院、四川甘孜州石渠县文化局对石渠县境内的早期石刻开展调查工作，发现了3处吐蕃时期石刻群遗存——须巴神山石刻群、白马神山石刻群、洛须村石刻，总计石刻17幅。这些石刻的发现为唐蕃古道沿金沙江流域的走向提供了资料证据，也为文成公主进藏路线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或经过四川。
 

 

　　石渠3处石刻群均为吐蕃样式

 

　　据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相关研究人员介绍，几年前他们就开展了有关合作研究项目，在甘孜州开展地面文物考察。2010年至2012年间，陆续在甘孜州石渠县境内发现3处早期石刻群，分别为须巴神山石刻群、白马神山石刻群、洛须村石刻。这些石刻题材丰富，包括五方佛、菩萨像、度母像等，基本是吐蕃时期流行的题材。

 

　　2013年6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北京故宫博物院、中国藏学研究中心、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相关专家赶赴石渠，对新发现石刻的题材、时代和价值等进行了认定。专家们确认这3处石刻群为吐蕃时期石刻。

 

　　其中，须巴神山石刻群的发现尤为重要，是这3处石刻中数量最多、分布最密集的一处。该石刻群题材内容丰富，除佛教图像外，还有大量的古藏文题刻。该处石刻保存较好，大多是阴线刻，仅2幅采用了减地浅浮雕的技法。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王婷介绍，第1幅石刻为侧身站立的半身人像，头戴高筒冠，两股发辫垂于胸前，耳根处用发绳系成结，身着长袍，是典型的吐蕃时期贵族形象。第7、13幅古藏文题刻为须巴神山石刻群的断代提供了重要的资料，能够判断雕刻于赤松德赞时期，即8世纪末至9世纪初。“这些人物都是吐蕃样式，这种样式从敦煌壁画以及西藏仍保存的石刻、壁画中都能找到。目前发现的藏区早期摩崖石刻或造像的资料中，较少有古藏文题记，为文物遗存的断代带来了一定难度。其中仅西藏昌都地区仁达摩崖造像和青海玉树贝纳沟文成公主庙的摩崖造像等较少文物点有造像题刻能够准确进行断代，成为研究吐蕃石刻和造像重要的参考资料。因此四川石渠县须巴神山石刻群的发现尤为重要，是研究吐蕃时期佛教头像和古藏文的重要资料。”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罗文华表示。

 

　　文成公主进藏可能经过石渠

 

　　专家们认为，此次考古重大发现对唐蕃古道走向或文成公主进藏的路线考证提供了新资料。文成公主当年的进藏路线到底是哪条？长期研究唐朝文化的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张建林说，唐蕃古道从长安出发，传统观点多认为经过兰州、西宁，后到那曲，再到拉萨。唐蕃古道是唐朝和吐蕃往来的官道，也是当年文成公主进藏的通道，这条通道沿途有驿站等设施。石渠县此次新发现的吐蕃石刻说明，这条传统线路以南，唐朝与吐蕃之间也许还有另外的通道。

 

　　同时，这次的新发现和以前在青海玉树等地发现的石刻以及文成公主庙都可以联系起来，说明从玉树往南可能有通道。此外，横断山一带三江汇流形成的南北走向大河谷，也是自古以来的一条通道，甚至成为民族大走廊。从这点看，石渠及周边像一个丁字路口，从这里向西走也有可能到达。

 

　　张建林认为，这些石刻群表明石渠县也是唐朝与吐蕃交往的交通通道经过地之一，可能是一条佛教传播之路，也可能是运兵之路，或是商业之路。

 

　　根据石刻的题材全部为佛教内容，相对应的祈愿文也都跟佛教和为赤松德赞祈福有关，有人会有这样的疑问，什么人会过往雕刻石刻群的石渠县，为何石刻的祈祷对象不是自己家人而是赞普？罗文华推测，这些石刻的作者很可能具有官方背景，而这条道路也势必是官商常行的通途。从而以此证明石渠历史上至少是唐蕃官道中一条不为人知的辅助线，甚至还可能会是文成公主进藏百年后的一条主线。

 

　　或改写汉藏尼泊尔文化交流史

 

　　从已发现的石刻风格来看，石渠县境内发现的吐蕃时期石刻群部分雕刻具有典型的尼泊尔艺术风格，但令不少专家困惑的是，到底是西方的尼泊尔影响了这一地区的文化？还是从长安东方来的汉文化影响了这一地区？难道这一地区的雕刻是典型尼泊尔艺术加上吐蕃艺术并由汉族工匠完成的杰作？

 

　　事实上，尼泊尔对于四川西部藏区的影响远不仅局限于石渠县新发现的吐蕃时期石刻群。专家指出，中日考古学家在四川炉霍地区联合发现的吐蕃时期的炼铁炉，最重大的学术价值就是发现其构造方式与尼泊尔的炼铁炉极类似。所以，有专家推断，四川石渠吐蕃石刻很可能导致古代汉—藏—尼泊尔文化交流的传统观点被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