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在大学当班主任时，不小心把脚崴了，去宣武医院一检查，右踝两根骨头骨折了。
骨科张主任带着医生来检查，对我说：“可以用保守疗法，也可以开刀。用保守疗法，可以少受点儿罪，但会有后遗症，关节可能会松动。”
我说：“那可不行，我左腿膝关节受过伤，就仗着这条右腿呢，您还是给我开刀吧。”
他有些诧异：“我很少见过这么主动要求开刀的病人。但是，要开刀得排到下周了。”
我说：“等到下周还得两三天，骨茬儿就不如现在了，争取今天就开吧。”
“那谁签手术同意书？得等你家人来。”
“不用，我自己签字。”
签完字后，张主任对医生说：“这姑娘的手术我来做。”
做手术时，麻药有些过量，张主任问：“你还清醒吗？”
“清醒。不信我给你背李白的诗。”
“那就背《静夜思》吧。”
“那怎么行！我背《蜀道难》！”所有人都哭笑不得。
术后那个星期是张主任值班，他每天来看我，和我闲聊几句。
换药时，我惊讶地发现，刀口没有缝合痕迹，我问张主任：“这是粘上的吗？”
张主任说：“你这么活泼的一个人，我不能让你有一道难看的疤痕，就用羊肠线给你做的内缝合，伤口好了，线就被人体吸收了。我给你打了两枚钉子，可以让骨头长得像没断过一样。但你一年后要来找我，把钉子取出来。”
等到出院，我们已经成为朋友。他告诉我：“你知道吗，我不是那周值班，我是调的班。那一周，表面上你是我的病人，其实跟你聊天时，你是我的医生，你的乐观的气场也是可以治病的。”
忙忙碌碌间3年过去了，他一直提醒我：“得赶紧把钉子取出来。”有一次他去我家聊天，说：“下次我给你带一棵巴西木，屋里不能没有植物。”我送他走后，忽然他又推开门，探身进来说了一句：“你这次回来，我就给你取钉子，不然来不及了。”可那段时间我一直在出差，我还寻思：“有什么来不及的，钉子又不会长锈。”
我蒙了：“您说什么？”
爸爸说：“医院门口都是送他的人。”
我震惊！继而想起他留给我的最后的话：“你这次回来，我就给你取钉子，不然来不及了。”
出了医院，夕阳西下，不远处国华商场门口熙熙攘攘，在交错的车流中，我推着车站在马路中间，痛哭失声，车水马龙都在暮色里模糊不清。那一刻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来日方长并不长！
我一直记得他的手，钢琴家一样的手，这双手，给我做了不留疤痕的缝合。因为他，我家里一直养着巴西木。
就在张主任去世的那4天里，我出差去了南京。在那里，我得知了另一个人去世的消息
1993年，我写过一篇报告文学《中国公交忧思录》，为此走访了十几个城市考察公交系统，南京当时是全国公交系统的一个典范，所以我去的第一站是南京。
那是夏天，南京像火炉一样炙热。我找到南京公交总公司，党委书记是一名复员军人，非常豪爽，晚饭一上桌就拉着我喝酒。两杯下去，我晕乎乎的，总经理耿耿进来了。儒雅的耿总和我握手：“我叫耿耿。”我趁着酒劲儿开了句玩笑：“耿耿于怀的耿耿吗？”他说：“不，忠心耿耿的耿耿。”
耿总坐下来，拦住了给我敬酒的人们，静静地和我聊天。他说：“明天我陪你去坐公交车。现在，南京市民出门，去任何地方倒两趟车都能到达，而且等车不超过5分钟。”
第二天，我和耿总在新街口开始坐公交车。熙熙攘攘的人群里，他说起自己和父亲最喜欢的陶渊明，那一刻，周围似乎安静清凉了许多。
耿总还带我去了好些有名的和无名的古迹，每走过一座门或者一座楼，他都念叨着历史、文学的典故。那一个盛夏，六朝金粉的古都沧海桑田的幻化，在一位长者的引领下，清晰地与我青春的记忆结缘。
按计划，我应该在南京采访两天，结果却待了将近一个星期。我向耿总道别：“必须走了，要不然采访行程全耽误了。”耿总说：“还有最后一个地方要带你去，南唐二主陵，很近。”我从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少女时代就爱抄李后主的词，但实在没时间，只好与耿总相约：下次直接去看南唐二主陵。那年春节，他打电话拜年：“南唐二主陵还没看呢，今年咱们一定去。”
张主任去世的那几天，我出差去南京，一到宾馆就往公交公司总机打电话，找耿总。
总机姑娘说：“耿总不在了。”
“耿总去哪儿了？”
她接得很快：“耿总去世了。”
我呆住了：“怎么会？！春节他还跟我通过电话呢！”
对方说：“他刚刚走了一个星期，肺癌。”
直到现在，我都没去过南唐二主陵。
很多时候，我们都以为来日方长，就如同嵇康在死前感慨：袁孝尼一直想学习《广陵散》，我以为来日方长，一直执意不肯教他，而今我这一走，《广陵散》从此绝矣。
生命来来往往，我们以为很牢靠的事情，在无常中可能一瞬间就永远消逝了；有些心愿一旦错过，可能就万劫不复，永不再来。
什么才是真正的拥有？一念既起，拼尽心力当下完成，那一刻，才算是真正实在的拥有。
有一天，我突然不喜欢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