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了一本书，叫《沉默的大多数》，作者王小波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正是青春年少时遇到了文革，成为一个知青，到云南插队。在文革结束后考进大学，先后学习了化学、数学，后又留美求学，经历丰富。其中收录了他从９４年到９６年发表的各种文章。作为一名地质工作者，读书时间甚少，恰巧院开展“三个一”读书活动，特从同事借来，甚是喜欢，即是喜欢这本书，也喜欢写这本书的作者。
以前总觉得王小波是一个愤青，用他那黑色幽默的文笔抱怨文革时期的社会，谴责那些无理取闹的人和事情。去美国匹兹堡大学留过学，有那么一点文化知识，对于去美国留个学的学者，我们甚是敬佩，他们打开国门，学习先进的科技技术，及其文化素养，站在另一个角度看待中国这个社会，评判国民的素质。他们很牛，有先进的知识体系，我们嫉妒不满的说他们为崇洋媚外。
不得不说，对于我们来说，有的人很喜欢这样的人，有的人很讨厌这样的人，还有的人会说：不关我的事儿。我是从不关我的事儿到讨厌，再到喜欢。不关我的事儿是因为当朋友在我耳边提起王小波这个人名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这个人的存在，也就不知道他是写小说，写杂文，以黑色幽默的风格在批判这个社会。甚是讨厌是因为之前看过于娟的《此生未完成》，这是她身患乳腺癌临终前写下的唯一一本留给世人的书籍，书中提及到王小波，还有王朔，王蒙，三大“王”者，她觉得他们总是在以文革当知青说事儿，而且也就那么点事儿，离我们已经很遥远了，对于我们改革开放之后的社会来说，只能够当做一些故事去看了。突然来个三百六十度大转变喜欢他是因为这本书吧，他在提及那个年代的时候以自嘲幽默大众的同时唤醒了我内心的精神世界。如此简单的喜欢而已。
“在公众场合什么都不说，到了私下里则妙语连珠，换言之，对信得过的人什么都说，对信不过的人什么都不说。起初我以为这是因为经历了严酷的时期（文革），后来才发现，这是中国人的通病。龙应台女士就大发感慨，问中国人为什么不说话。她在国外住了很多年，几乎变成了个心直口快的外国人。她把保持沉默看做怯懦，但这是不对的。沉默是一种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一种生活方式。它的价值观很简单：开口是银，沉默是金。一种文化之内，往往有一种交流信息的独特方式，甚至是特有的语言，有一些独有的信息，文化可以传播等等。”王小波说，选择沉默的人应该是有什么隐衷或者干脆是因为对语言产生了厌恶感。
我并非如此，只是觉得在被这个社会同化着。年小时口没遮拦别人还可以不予计较，因为把你看做孩子。等有一天真正走进了社会，这种特权就自动被剥夺了。说话不小心？很好，请自己承担祸从口出的后果。于是我们终于变得沉默，同时年少时的锋芒毕露、棱棱角角也就被慢慢磨圆了。当然沉默只属于成年人，小孩子们是不屑于此的，他们总是天真可爱的，有话要说时，完全是“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精神，心中想说的话，不一次说尽是绝不会罢休的。我真是羡慕孩子们的执着，也希望自己能够再回到童年时代，不是为了逃避现实，只是因为我对那时的真实有着一种特殊的怀念，那时的我是不沉默的。
对刚毕业参加工作不久的地质工作者而言，如果在野外工作中长期存在“沉默的大多数”，从项目管理方面说，肯定是在“主导”作用上存在问题。如何为“沉默者”创设激情燃烧的氛围，如何让项目充满活力，如何让“沉默者”的思维碰撞出火花，如何让“沉默者”畅所欲言，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项目管理者如何调动基层工作者的积极性。基层工作者不愿说的原因，除了正常的生理因素外，大多是由于怕出错。作为一名刚参加工作的基层地质工作者，应当消除思想上的障碍，大胆的开口说话，抓住每一个好的契机，循循渐进，让愿意发表见解的同事渐次地站出来。在这一环节上，管理者的情绪色彩——喜怒哀乐，对沉默的大多数基层人员有很大的影响。如果能鼓励他们不因一时的失误而自怨自艾。要知道充满激情的话语，虽不一定能“一石激起千层浪”，但至少也可以“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因此，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最好以满腔激情去感染基层、引导基层，使他们产生共鸣。此时基层自然会对自己鞭策。管理者给基层尊重和信任，基层才会无拘无束地敞开心扉。这样做，不仅培养了基层人员良好的交流学习品质，而且培养了良好的项目相处氛围。亲其师，信其道。在地质工作中，管理者要以自己的热情去唤起基层的激情，努力营造宽松和谐的心理环境，解除基层人员的防御、恐惧、紧张、对立等消极情绪，激发他们说的愿望。他们的激情一旦被激发出来，就会主动参与到学习工作中来，必将对地质工作产生极大的热爱。
《捕捉儿童敏感期》读后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