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有个小饭桌。
母亲说小饭桌的年龄比她大。母亲今年九十三。
母亲是家里的独生女，是奶奶的“小当意”，小时候享受过跟奶奶在炕上用小饭桌吃小灶的待遇；母亲上过几年私塾，还在小桌上打过算盘和写过毛笔字。
我从小就记得这个小饭桌的样子：长约1米，宽不足60公分，高30公分左右；桌面酱紫色，光滑如镜；四条“老虎腿”，敦实健壮；浑身卯榫结构，不见一个钉子，做工精细，棱角光滑。小饭桌小巧玲珑，似一个工艺品。
小饭桌到了我们家，我不曾记得在上面吃过几次饭。桌子太小，属于那种小炕桌，适合于少数人坐炕上吃饭用。所以那时只有过年，一家人才挤在炕上用小饭桌吃饭，平时一般在地下，围着一张大桌子吃饭。再就是家里来了客人，父亲陪客人在炕上用小桌吃饭。
从我记事起，我们家就是一个八口人组成的大家庭，父母和我们弟兄姊妹六个。不忘一大家子人围着大桌子一起吃饭的情景：父亲坐桌子这边，对面是大哥，二哥挨着父亲，对面是大姐，我和弟弟坐一头，母亲和小妹坐另一头。母亲吃饭时经常缺席，一会儿去拿碗筷，一会儿又去给我们盛饭，安安稳稳坐着吃顿饭的遭数不多，常常是我们都吃完了，母亲一边拾掇桌子，一边随便对付几口。母亲总是忙碌，有干不完的营生。
说实话，那时饭桌上不像现在七碟八碗的这么丰盛，饭菜单一简单，“地瓜饼子，咸菜羹子”是家常便饭。很多时候饭桌上没有菜，只有一个咸菜碗，里面盛的是咸萝卜、咸菜疙瘩、虾酱，好一点的是小鱼干；饭就更简单了，一年里，有大半时间饭桌上放一笊篱盘子地瓜和饼子，每年从秋天鲜地瓜一下来，能一直吃到来年的春天；鲜地瓜吃完了，饭桌上就换上了一盆或一钵子地瓜丝，每人手里一个碗，凉水泡着地瓜丝，能吃上玉米面粥泡地瓜丝，算是改善生活。那时玉米饼子是好的，豆面饼子（即玉米面里掺些豆面）更好，更多的是玉米面里掺上地瓜馇子。饼子是好的，可不能随便吃，只有父亲和下地干活的哥哥，一顿才能吃上一个囫囵饼子，我和弟妹，还有姐，只能两人或三人吃一个，很少看到母亲吃饼子。有时母亲拿起一块饼子，吃上一两口，又给了我和弟妹，说她不喜欢吃饼子。其实我心里很清楚，母亲不是不喜欢吃，而是舍不得吃。
过年了，小饭桌派上了用场，三十中午，一家人围着小桌坐炕上吃饭，小桌上鱼啊、肉啊、鸡啊、鸭啊……摆得满满当当，白面饽饽、大米管够，这是一年中最丰盛的午餐；除夕夜，一家人吃团圆饺子，还是在炕上用小桌；送走了年，又恢复了正常，一家人坐地下用大饭桌吃饭，桌上的饭菜也恢复了原样。
我多么希望能坐在小饭桌旁吃饭啊！
有件事，我终生难忘。这天，我们家管学校老师的饭。那时村里学校的老师，多是本村民办的，只有几个公办的。民办老师都是挣工分，在自家吃放；公办老师拿工资，在全村学生家派饭吃。尽管当时老百姓的生活还很苦，可再苦也不能苦了老师，不管老师派到谁家吃饭，都是好菜好饭地伺候。老师到我家吃饭这天，中午母亲为老师烙了油饼，也叫“千层饼”，还炒了大白菜。父亲陪老师在炕上用小桌吃饭，父亲吃得有些斯文，却不停地劝老师搛菜、吃饼，老师一边吃，一边说：不客气，不客气。这时，我趴在门框上，看着老师那张油光发亮、不停咀嚼的嘴，馋得我直咽口水。一定是我的馋相打动了老师，他把我叫到跟前，撕了一块油饼给我，我狼吞虎咽地吃起来。父亲喊我一句：这熊孩子，快出去！母亲走过来，一把把我拽出，用手拧我嘴巴，小声说：就你这小嘴馋！母亲下手有点重，我感到很痛，可没敢发出声响，硬是稳稳地把饼吞下，真好吃……
从这时起，我就暗下决心：将来当一名老师，吃派饭！当爹也挺好，能陪客人吃客饭！
后来，我发现了一个问题：父亲虽然能陪客人吃饭，可好像每顿都没吃饱，客人一走，小饭桌一撤，父亲总要再吃些我们吃的饭。我终于明白：父亲说是陪客人吃饭，还那么斯文，完全是出于礼节，做做样子罢了，并不真吃。
多少年过去了，我未能如愿以偿地成为一名教师，可吃饭早就达到了吃派饭的水平，千层饼已成为家常便饭；我也成了一名父亲，无数次陪客人在家里或饭店吃饭，可从来没有像父亲那样只陪不吃。
多少年以后，母亲一直不忘当年拧我嘴巴之事，甚至感到愧疚，后来我每次回家，都给我烙千层饼，我又吃又拿。
母亲烙的千层饼，称得上是一绝：说是千层，怕是达不到，可层层叠叠，足有十几层厚，且层薄如纸，每层之间夹有油盐葱花，咸淡适中，外脆内柔，美味至极。烙千层饼讲究的是火候，可最重要的是“摔饼”，即饼烙到一定火候，将饼在锅里反复地摔，越摔饼越层次分明，越摔饼越松软可口。
母亲摔饼的样子记忆犹新：人站锅台边，先用铲子从锅里铲出一张饼，然后用另一只手托着，在眼前迅疾完成一个翻转，用力把饼摔进锅里，只听“嘭”地一声响……随着“嘭嘭”响声不断，油饼就发出诱人的香味……
尽管母亲年事已高，可我每次回家，她仍为我烙千层饼；饼烙好了，再做几个菜，端上炕，放小饭桌上，我和父亲喝酒，母亲有时也喝一小杯，小屋充满温馨……
还是这间屋子，还是这张小桌，还是母亲烙的千层饼，时光仿佛倒流，又回到了过去，当年趴门框上看老师吃饼的我，现在倒像是吃派饭的老师，陪我的是父母。父亲吃得很自如，没当年那么斯文，母亲俨然是个陪客的，不停地劝我多吃、给我搛菜，嘴里还念叨着：摔不动了，摔不出张好饼了！
我们家的饭桌换了好几个，但那个小饭桌却永久地保留了下来。当我们兄弟姊妹都像离巢的鸟儿一样离开老家，远离父母，父母便在炕上用小桌就餐，吃完饭也不拿下，就放炕头上，上面放着茶壶和杯子，一张小桌，两位老人，亲密无间，相依相伴……
母亲曾说过，她奶奶曾找算命先生给她算过命，说她这辈子是“脖锤子”（古时的纺锤）命——两头粗中间细，就是说小时候和老了能享福，中间要吃苦遭罪。母亲说她就是这命，小时候沾了独生女的光，跟着奶奶吃过小灶，也算没遭多少罪，还读了几年私塾，能写会算，还喜欢唱歌，本来是有机会走出去的，可由于家人的反对和阻拦，只好“裹足不前”。母亲说，抗战期间，她们村进驻八路军的“鲁迅剧团”，家里住着几个男女演员，母亲跟他们打得火热，剧团离村时，他们劝母亲参加剧团，随剧团一起走，母亲也有意，可奶奶和父母坚决反对，怕她真的跟剧团走了，就把她锁在屋子里。剧团走了，母亲留下了，后来跟我父亲结了婚，从此过上了平凡的日子……
前些年母亲常常为此事感叹：当初我要是跟着剧团走，说不定就成了一名演员，也算是老革命了！随着年岁增高，近些年很少听到母亲这样的感叹，倒是常念叨：人啊，只要平平安安一辈子，比什么都强！
回顾母亲的一生，母亲很平凡，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庭妇女，用母亲自己的话说是：“打了一辈子‘锅台转’，跟饭桌子算计了一辈子！”
算命先生说母亲是“脖锤子”命，我倒觉得母亲的一生跟饭桌更亲近，母亲把一生的精力都用在丰富我家的饭桌上，为了能让一家人吃饱吃好，她却吃尽了苦头。如果没有母亲一辈子围着锅台转和跟饭桌的算计，能有我们的今天吗？
我时常想，无论是母亲当年迈出了那一步，走上文艺舞台，围着舞台转，还是未迈出这一步，走进农家小院，围着锅台转，母亲都是人生舞台上的主角和强者！
母亲老了，该享享清福了！
母亲平凡而伟大，愿母亲长命百岁！
雪“战”校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