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思想家庄子在他的著作《知北游》中无限感慨道：“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过隙，忽然而已”，在这忽然间就逝去的生命里，却还有“前十年幼小，后十年衰老”的难作为时段，中间的岁月就显得尤其珍贵；然而，这岁月却被许许多多的虚妄的会议消耗掉，真是冤哉枉也！
高中阶段，吵吵闹闹，痴心“革命”，荒废学业，已经叫人痛心疾首，谁料想到而后几十年的岁月里，又被无数的会议空耗掉很多时间！下乡改造，工厂劳动，教学工作，三个阶段可以说是我生命里最旺盛的时期，因为彼时我身强力壮，能以自己的劳动为社会创造财富，为自己的生活创造条件。然而，这段宝贵的时间，却被无间断的各式各样的会议耗掉了许多，这生命的空耗如何能挽回？
下乡劳动，每日两头不见太阳，面朝黄土背朝天，疲劳过度，回到青年点，躺下就想睡。然而，生产队那刺耳的号声由远及近地响了起来，胡乱地吞咽几口没有滋味的饭菜（有时根本没有菜），就拖着疲惫的身子去生产队开会。
在惨淡的煤油灯下，衣衫褴褛的男女老少聚集在生产队临时的会议室里，有坐在炕上的，有坐在地下长条板凳上的。生产队长首先讲话 ，他讲政治，讲生产，讲分配，讲问题，凡所乐讲，无所不讲。讲话之前，分明强调“只讲几句”，结果讲了几百句，几千句，而且越讲话越多，恨不得一夜之间将心中的话都倒干净。只讲得与会者呵欠连连，心烦意乱。谢天谢地，可下子讲完了！然而，不要乐得太早，还有抓政治的副队长要讲，抓生产的副队长要讲，管贫下中农的贫协主席要讲，管民兵的民兵连长要讲，管妇女的妇女主任要讲。讲来讲去，已经讲到半夜时分，队长兴致仍旺，又做最后的强调，看看大伙不耐烦的样子，他又机警地说：我看大伙都困了，明天再开吧！其实，“觉”这玩艺多有多睡，少有少睡，活人怎能跟“觉”过意不去！也不知从何处降到人间的理论？
拖着披惫的身子回到青年点，躺下便睡，呼呼进入梦乡，熟睡的滋味可真是好受啊！然而，好梦不长，催命的号声又响起来了！摸黑下地，走在田埂上还在打晃。
第二天晚间，仍旧重复着昨天的故事。这样的折磨一天天在继续，不知何时才是尽头！但那时不参加会议是不允许的，因为要扣工分。
回城到工厂当了工人，自觉不可能在受到农村那种每天一会的折磨了。然而，这种“自觉”真是幼稚得很！全国一盘棋，工厂怎能例外？而且工厂开会更甚！
工厂开会分两种形式：全场职工大会和各班职工班前班后会。全厂职工大会很是隆重，工厂多个官吏，皆端坐于台上，台上有现代化的麦克风。主持会议的往往是二把手，他有点名的权利，三百多号职工，点起名来需要多长时间，可想而知。但他点得明晰，回答声也很响亮，时而还会引出几下笑声。会议主讲者必然是一把手，他的讲话就是工厂的最高指示。他会把稻草说成金条，把面碱说成银块，把烂柿子说成大蜜桃。大家笑的越欢，他就讲得越灿。但万变不离其宗，总是将工人的涣散行为当作他批判的靶子。这可能也是他所要达到的会议效果吧！
他讲完了之后，几个副手也要讲，但只是强调性的讲话，强调如何将一把手的讲话精神融化到血液中，储存到头脑里，落实到行动上。这种会议都是在工人下班后进行，工人心里自然不是滋味；但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端人家的碗，受人家管，也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头脑是自己的，忘记会议的内容大概没人能控制得了吧！
然而，若是全厂批判大会可就不那么简单了，因为那有个惩处问题。说是郑重其事，似乎文明些；说是杀气腾腾，大概言重些，于是就说它寒气凛凛吧！主持会议者一声令下，两个民兵将被批判者的双手扭到背后，揪住头发，押到台上，坐起了“喷气式”。如果性质不特别严重，认罪态度又好些，批判会下来也就算了；如果问题特别严重，认罪态度又不好，那可就糟了，不是关在小黑屋里反省一段时间，就是送往民兵指挥部管教站关押一年半载。
批判会前，由厂保卫组内定批判内容，安排大会议程。由各班班长指定撰稿人和发言人，批判的对象大都为本厂工人，时而也有被报纸电台公布的大人物，还有几千年前的孔子孟子。我在工厂八年，目睹这样的批判会有几十次。批判会上，胡编乱造、指鹿为马、无限上纲现象习以为常。
一天零点班，打更的老工人因患感冒，实在挺不住了，坐在门卫木椅上打个盹，被值班查岗的保卫组组长发现了。组长大人计上心来，立即将他身边的一台破电机拿到自己的办公室，然后就谎称电机丢了，这个老工人就成了被批判的对象。
批判孔孟，简直就是闹剧，自然也有喜剧成分，因为大部分慷慨激昂的批判者根本就不懂得什么孔孟，于是就胡说一起，说得大家哄堂大笑，他们自己也笑。有位会作诗的先生，在批判会上竟然朗诵起自己的诗作：“批林批孔要彻底，妄想复辟资本主义，和帝修反一个鼻孔出气！”到底把矛头指向了何方？不得而知。
然而，全厂职工大会并不常开，咬咬牙也就过去了。最闹心的是天天开的班前班后会。上班要提前半小时或一小时，下班要拖后半小时或一小时，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无形之中夺去了工人多少休息时间？而且无论是班前会还是班后会，实质都是批评会或批判会。批的内容包罗万象，滑稽可笑，什么上班迟到了（没提前半小时或一小时上班），什么出工不出力了，什么缺少阶级斗争这根弦了，什么上班时间谈恋爱了，什么说话不注意影响了，甚至连喜欢穿戴也要批判。主发言者自然是班长和副班长，有时，群情激奋了，七嘴八舌，都上战场。批判的方式开始还算文明，只是不点名或点名说一说；但发展下去就不文明了，甚而令被批者站在凳子上低头弯腰。
从事教学工作之后，会议骤然减少，而且有的会议还挺有意味，文化人说话不但文明，而且中听。然而，每逢县（市）里召开的大型会议可就令人不悦了。主管教育的大官识字不多，照稿讲话经常出错，将“造诣”念成“造旨”，将“赡养老人”念成“瞻养老人”，将“中文系”念成“语文系”，将“文以载道”念成“语文载道”，将“传道授业解惑”念成“转道授业解惑”，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来到私立学校打工，会议立即多了起来，大概是私立学校生源质量差，不好管理所致吧！“东方小巴黎”的一个私立高中每个星期五的下午都是教职工开会的时间，每次会议都是大校长一言堂，他时而念报刊上的文章，时而做报告，而且每次会议的内容都千篇一律，甚至语言都不改变多少，至今我还记得他的名言：“管好你的班，上好你的课，学生是上帝，学生没有错。”与会者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老师，辨别是非曲直的能力是较高的，对这样没有道理的话是非常反感的，但当时只能是微微一笑；回到办公室或宿舍可就议论开来：既然是上帝，还需要老师教吗？没有错的人会有吗？学生是上帝，老师是什么？更可笑的是：一次，集团董事长到会讲话，竟然如此说：“即使学校领导班子错了，我们也要支持！”这样公开不讲道理的话，如果在十年浩劫时期所说也不算什么，但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而且是对着知识分子说可就太失体统了。
在一海滨城市私立高中打工，也经常受到会议的折磨。有个大校长非常善于讲话，只是年纪大了，喉咙里总像有东西卡着，声音嘶哑。他特别喜欢长篇大论，每次讲话，最少需要两个小时，大一二三四，小1234，大ABCD，小abcd，他讲得口干舌燥，别人听的心烦意乱。会议过后，大家该怎么干还怎么干。
鲁迅先生在《未有天才之前》中曾愤慨地说：“时间就是生命，无端地空耗别人的时间，其实是无异于谋财害命。”回忆往日，联想今朝，会痛心地明确到：短暂的人生被无聊的会议抢占的时间何其多也！物资的惊人浪费，时间的无情消耗，精神的残酷折磨，谁人能承担得了！奉劝那些迷恋会议的人们，将虚妄转移到实干，因为只有实干，才能兴邦。
别样的父爱-关于父爱的散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