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奶奶说母亲是从上海逃难到我们村的，来时约莫六七岁。母亲依稀记得自家住在黄浦江畔。离她家不远的地方有座很大的码头，横七竖八地停了许多船，像鞋子似的乱七八糟地摆放。她不记得自己的出生年月，只记得生日那天，日本在上海大轰炸（37年的8月28日日本在上海大轰炸）那天外婆给她买了件漂亮的粉色旗袍。下午，母亲陪外婆到小卖部买东西，不久就听到四面八方的爆炸声。在漫天火光中，惊魂未定的她们慌慌张张跑回家，但家已被夷为平地，母亲的外公和舅舅被炸得血肉横飞。外婆带着两个女儿一路乞讨，逃难到江苏响水一个小街上。不久，外婆不知是营养不良还是生了啥病竟然死了，好心的村民用一张席子卷埋了她。母亲带着她的妹妹乞讨在附近的村庄，过着饥一顿、饱一顿衣不遮体的日子，直到有一天，母亲被奶奶一家收养，当起了童养媳，而她的妹妹也被不远的一家人家收养，生活才好转。
过了近十年，母亲大约十七岁时与父亲完婚。那时宣传多子多福，不懂避孕，又没计划生育，父母一共养了十二个孩子，五男七女。母亲可能因为战争让她家破人亡、颠沛流离、痛苦不堪，知道保家卫国意义重大；所以大哥、二哥、三哥一到服兵役的年龄就被送去当兵了。
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大哥应征上前线。那时没有电视、电话，消息不灵通。母亲经常到村里甚至乡里，向政府工作人员打听战争状况。不信神不信鬼的她经常到院子旁边的枣树下，祈祷大哥平安归来。直到有一天大哥左腿负重伤，一瘸一拐的回到家，母亲泪眼婆娑，掩面而泣，哽咽着说：“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母亲那些年真的不容易，风里来雨里去，含辛茹苦地支撑着这个大家庭。经常教导我们勤能补拙，笨鸟先飞的道理。她说钱不是银行抢来的，是一分一厘攒起来的。母亲经营一个豆腐坊；以前磨豆浆没有机器加工，也没手表定时看时间，都是鸡叫头遍起来干活，等天亮时老豆腐、嫩豆腐、豆腐脑、千张一样样做好，搬到街头叫卖。
母亲是持家的能手。在最艰难的岁月，母亲能把一切能利用的东西都利用起来。她带领几个孩子把一串串晶莹剔透的槐树花撸下来，焯水、晒干，用塑料袋装好收藏。家里穷得实在没菜吃了，抓一把槐花干泡泡，拌点豆腐渣，倒在油炸过的葱花辣椒姜末的锅里干炒。熟了浇点酱油洒点味精，吃起来别有一番滋味。
母亲平时说话细声细语，很温柔。她像大管家似的，不但管理我们十二个孩子，也维护着父辈的兄弟姐妹和妯娌之间的关系。父亲有兄弟姐妹七个，在家里是长子。三婶和四婶为地界经常吵得不可开交，每次都是母亲去调解劝说才罢休。
母亲没上过学。七十年代，在扫盲班学习过几天，能认识上、中、下，人、口、手，还有个“王”字。母亲记得娘家好像不是姓“黄”就是姓“王”（上海方言黄与王音差不多），努力想忆起娘家的点点滴滴，可回忆仅剩下断壁残垣和枪炮声，还有飞机的轰鸣声以及人们凄惨的呻吟声。母亲回忆越多痛苦也越多，常在噩梦中醒来，往往泪水已湿了枕巾。
母亲虽然不识几个字，但尽一切可能让我们兄弟姐妹多上学，多读书。记得我第一次高考失利，准备外出打工。到了车站刚要上车，母亲赶过来，硬生生地把我拽下来。她拉着我的手，用恳求的眼光看着我，语重心长地说：“孩子，再复读一年，拼博一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一时冲动，会后悔一辈子的！”我听从母亲的话进了高补班，通过刻苦努力考上了大学，因此也有了今天幸福的生活。
母亲在岁月的长河里嗑嗑绊绊、历尽磨难。虽然她卑微似路边的小草，平凡似江南的小桥流水，但她坚韧不拔的精神，就如峡谷的磐石巍然耸立，深深印在我们心中。母亲的一生犹如一部电影，更似一本书，值得我们好好阅读和珍藏。
别样的父爱-关于父爱的散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