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年宅在台坡村，我与一座老宅对视。假若不注意观察，你一定会不经意间滤掉。王立年的宅院没有院墙，没有街门，甚至连栅栏都略去了。岁月如一块橡皮，把老宅擦拭干净，擦拭得支离破碎。现在大地之上残存着的只有佝偻瑟缩的土坯房子与院南隅一方用破木板围拢成的厕所。曾经的东墙、街门与南面的栅栏早就在画面中抹去了。就连遮风挡雨的房顶也凹了下去，凹成一口大铁锅。“锅底”的部位低垂，横木怪诞地错搭着，像极了一场惨烈的事故。不知是在暴雨如注的六月，还是在大雪纷飞的腊月，老宅不堪承重，伴随着一声凄厉的惨叫，瞬间垮塌。从那时起，它成了一处残缺的建筑，具有一种悲壮之美，是台坡村的另类符号。我是在一个日光温煦的午后无意中瞥见那座桃花掩映的老宅的，一种莫名的悲怆推动着我走近它。我忧心忡忡地立在老宅的腹地，近距离观察它的每一寸肌理。乱木堆砌在它的西面，破砖烂瓦则填塞在它前面窄狭的空地，一棵经年的梧桐枯死在轻盈的空气之中。偶有农人神色匆匆地踩着它的肚腹前行。它是一个破碎的梦，是王立年的心结。作为最早离开台坡村到都市的定居者，三十年的栉风沐雨，王立年在都市立足，学会了那里的生存法则。他极少回乡，尤其当老宅毁坏之后。我见过他两次。一次是十一年前，北地霜寒，他站在老宅的枯木前发呆。我们没有说话。沉默像旧宅院，阒然空落。一次则是前年清明，他回村祭祖。面对塌落的老宅，他满目萧然。我喊他哥。他看了许久，认出我。他指着坚硬的路面说，我小时候，这里还有一棵枣树……他的眼神变得活泛，变得丰盈，又在活泛与丰盈的罅隙里填塞着难以言表的凄怆与酸涩。好比昔年的旧事穿越久远的时空复现在眼前，他又是那个不羁的少年，在庭院里薅荠菜挖蝉蛹摘花生，在母亲的庇护下长大，亲戚赞叹，邻里褒奖，三好学生的奖状让老宅发光。后来，他去了城市，发芽开花，一点点站稳脚跟，在钢筋水泥中寻获一方安稳。然而老宅的身影还在思念里风雨如磐，在记忆中历久弥新。直至前年与老宅的那次交集，他才彻底醒悟，他早已失去了故乡。杜怀民宅循着主街的水泥路面东去，在街心以北，一片开阔的空地，像一块规则的疤痕倒扣在村庄中央。空地后面是杜怀民宅院。它不与其他宅院等排，而是退居两丈有余，如一颗豁牙突兀地匿藏在唇齿之间，以示它的隐忍、厚泽与谦卑。两棵柿树分立左右。秋风摇曳的季节，金黄的果实缀满枝头，色泽饱满明艳，柿球硕大圆润，与周遭的枯萎衰败相悖，更与两旁的二层洋房相谐。街门上的木匾是怀民一家人的真实写照，鎏金大字“谦受益”依然沐浴在熹微的晨光之中。那是家风，是传统，也是一个家庭的兴旺之本。杜家一门三代都是读书人，老爷子已故，曾为抗战做过宣传，奔走疾呼。怀民父亲一生扎根乡村，在村小学任教，在纸堆里著书，以绵薄之力教谕乡民。怀民兄弟二人，兄长省师范大学毕业，毅然留教乡中；怀民在邻市学院学种植，台坡村一带的温室大棚像火柴盒一样散布在田间地垄，支撑起村庄向好发展。那些大棚有个共同的主人，便是杜怀民。门钹的铜绿足见时光的雕琢与匠心。门身的朱漆斑驳脱落，露出木质的基底。推开门，滞重的声响穿过街巷，带给人们老房子特有的古朴与典雅。那些像巨兽一样林立的洋楼在这座老房子面前稍显逊色，知趣地低下头。门首的抱鼓石上面的花纹已辨别不清，不知是花鸟鱼虫、器物什锦或是瑞兽祥云。至于门簪、门扇、门槛全都古色古香，雅趣横生。杜怀民的宅院陈旧却完整，窄狭却端正。走进庭院，规制与布局和普通的老宅并无二致，只是西厢房是个特例。别家的西厢房往往是杂货间。农具、炊具、日常用度都拥挤在逼仄的房间。怀民的西厢房被各色图书填满，政治的、经济的、哲学的、艺术的、文化的，还有一部分农业科技，像一锅大杂烩，你却能清晰地看到每种食材的线条与边棱。一行行，一列列，条目清晰地铺排在架子上。它对村民免费开放，尤其喜纳学龄孩童，我在两年前造访过一次。在庄重的原木书桌前，怀民曾与我谈到费孝通的《乡村经济》。他将深沉忧思均匀地涂抹于眉目，话语间却洇透那么浓烈的希冀。阳光透过窗棂投放在我们脚边。话题温暖、厚重、鞭辟入里。基础设施建设、教育水平、医疗条件、社会保障，乃至陈规陋习与移风易俗、人口外流与回乡反哺、土地闲置与承包流转，关于乡村的方方面面，怀民都有一双洞穿世事的慧眼。张永超宅灰底、红砖、平顶、玻璃窗，绿漆粉刷的木门，一堵低矮得似乎一条狗或一只猫随便迈步就能跨过去的老墙，凡此种种，共同构成了张永超的宅院。在台坡村，这样的院落不在少数，它们与新式洋楼或网红别墅相互交织，错落有致。所不同的是后者傲岸、张扬，而前者天然、古朴、含蓄内收。新房步步紧逼，老宅节节退后。相比之下，张永超的红砖宅院更结实、更耐用，存活得也许更久长。砖混结构的宅第直到现在仍是台坡村的中流砥柱，即便是后起之秀也仍采用砖混，至于模块建房、框架结构或钢筋混凝土等新鲜事物，村民往往持观望态度。应该说，张永超的老宅是村庄里砖混结构（特指质地硬实的红砖）最早的那批房屋。在张宅东屋的檩条之上，赫然写着“建于1986年”的毛笔字样。时间久远，那字迹却未暗淡。它记录的是这座房子的生辰，也是红砖老宅的起点。此后，村落里被这种红砖裹挟，像一场自由的风吹红了大地。最早的砖混老宅的房顶与木材有着不解之缘，桁木、檩条与椽子搭积木一般交互在一起，共同支撑其上的苇席与细土。应该说，这部分是运用古代木构建筑传统最为熨帖的。苇席细密瘦硬，一根一根跟铅笔似的，铺排，不漏缝隙，上面的灰土偶然掉落，但绝不至于倒塌。张永超至今记得夏日的午后，他躺在榆木床板上数檩条，看着壁虎在苇席间捉蚊蝇。冬天的夜晚，乡村宁静，就连犬吠也被白雪吞没了，他坐在炉火旁，蜂窝煤的热量一丝丝钻进他的体内。他冥想、思索、内省与自我陶冶。老宅永远冬暖夏凉，有人情味。他跟着祖父睡到十余岁，看着父母双亲垂手侍立，精心奉养，直至祖父的气息化为一缕烟气散佚净尽，他们才离开那座老宅，搬往县城。不久，两位老人厌倦了钢筋水泥、楼宇林立的小区生活，决然回乡。此后十年，张永超相当于两栖动物，他把县城的房子比作水域，如若不是妻子执意，他早就回到老宅这片“陆地”了。他把时间五二归类，“五”指周一至周五，那是县城的束缚生活，“二”则是周末两天，他开上车抛开诸多烦恼一溜烟回了老家。他始终觉得自己是一个倦客，南来北往，只有老宅才是归宿。他迷失的本性与孤傲的心魂在老宅得到最大程度的修补。杨万中宅曾经的地标性建筑在历史的褶皱里失去了昔日的光泽与高度，被各种新式住房所超越。然而胜利者的姿态却未让某座老宅涣散颓败，它依然是村人口头谈论最多的去处，也是台坡村最为杂沓的场所。它有着众多名称，这取决于人们的习惯，也来源于时代的加持。你可以叫它供销社，小卖铺，超市，门市，或者直接称呼“杨万中”，都指向那座红砖老房。杨万中老宅与张永超老宅同属砖混结构（特指红砖），区别在于建造时间的早晚（张永超是20世纪80年代，而杨万中是20世纪90年代）与房顶构造的差异。张永超老宅的房顶停留在木条与芦苇的结合体层面，杨万中的老宅则采用预制板上顶了。杨万中的老宅常常引来成群的鸟雀。它们在电线杆上，在房顶上，在晾衣绳上，在院子北隅的山楂树上，在丝瓜架以及豆角架上，窥伺、等候，趁机觅食。食材是杨万中堆放在院落里的各类零食。杨万中也不驱赶它们，反倒诚心供养它们，有时还把面包撕开，把饼干捣碎，扔在院落中央。鸟雀们最喜爱杨万中的老宅，有树、有花、有菜蔬，亦有美味佳肴。这里是天然的鸟窠择选地。老宅房顶的预制板被鸟雀们看中，它们在预制板材的空洞里筑巢，安顿下来，繁衍生息。于是，头顶的飞鸟与墙根的鸟粪共同构成奇特的景观。杨万中并不缺钱。但他从没想过把老宅翻新。他对村人说过，“翻了新房，鸟们就找不到家了”。这当然是一句戏谑的话语。这群鸟雀给予这座老宅以及走进老宅的人由衷的信任。还有一种可能，它们已经没有其他地方可以筑巢与觅食了。这座老宅是杨万中的家，也是它们最后的退守。赵路平宅在乡下，如果房子恰好是一条路的终点，我们可以理解为像射线一样，房子是端点，路是那条射出去的直线，这样的房子，村民的习惯理解是凶煞。破解之法是往临街的墙边摆放一口大瓮，或破缸，或青石，或往墙上嵌刻“泰山石敢当”几个大字，其目的是辟邪、禳灾与求福。赵路平的宅院则不同，他种下三行早园竹。这三行竹子在台坡村是破纪录的。台坡村长达四百多年的历史当中，还没有竹子的影子。赵路平是第一个将竹子请进村里来的。从此，竹子便在台坡村如星星之火燎原。如今已经有三十余户人家种上竹子。赵路平的竹子在屋脊边精神抖擞，在南街旁抬头挺胸。无论初春或隆冬，那些竹子始终保持着昂扬的姿态。你路过它，凝视它，会被它的气节所折服，所打动。竹子是有灵性的植物，是赵路平宅院的标签。其实，不必完全用竹子来代指那座老宅。目光放远一点，你会看到赵路平老宅的新气象。青灰的瓦片让平顶彻底走入史书。赵路平的瓦扣得最早，且最有特色，你能清晰地看到山墙与屋脊的线条，瘦硬、曲折，仿佛如椽大笔挥就。围墙涂成白色，简洁、典雅、中正，犹如一墙飞雪。门窗为铝合金材质，门框则为赭石色，做到古典与现代相交融。小院简直是一座微型花园。有些花常有，有些则罕见。微风拂来，百花摇荡。当你置身其间，你发现它们才是这座宅院的主宰。南屋上方镶着一块长方形匾额，上书“敬农轩”三字，行楷结合。推门而入，浓郁的田园风情扑面而来。木箱、篾筐、草墩与高粱莛所穿缀而成的箅子，它们规整地摆放在地上。在它们的间隙穿插着熟稔的麦穗、带皮的玉米棒、一扎高粱穗，大豆、芝麻、谷子、棉花。它们作为农产品展览的原生态素材，泰然横陈在老宅院的怀抱。它们是农物，是标本，更是赵路平一样的农家人对土地的挚爱与浓情。不可否认，在乡下，一座座老宅拆掉了，更多的老宅倒在历史的进程之中，被美式、欧式、地中海式等诸多风格所取代，被豪奢、尊享、顶级等一众宏巨与伟岸的词汇所攻伐。然而，当我们重新审视，总有些老宅在乡村恬淡的时光中向阳而生。【作者简介：金占锐，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作品见于《散文百家》《美文》等，出版长篇小说《斯世永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