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传说中是一种象猪而凶猛异常的动物。过年，其实是用敲锣打鼓、燃放爆竹、贴窗花对联趋吉避凶的一种消极躲避形式。

 

　　年，就是在瑞雪中红白相映的窗花、对联、红灯笼；年，就是冲天炸响的鞭炮、焰火、满天星；年，就是小姑娘朝思暮想盼望已久的年果子，花衣裳；年，就是男孩子眼中馋涎欲滴、飘油溅香的荤水饺、白馒头；年，就是大人们非过不可的关隘愁城，却是孩子们最肆无忌惮，最欢天喜地梦寐以求的重要时刻。

 

　　我的幼年在六十年代渡过。哪会儿闹饥荒，又兴吃集体食堂，抽梁换柱，砸锅卖铁一步过渡到共产主义。别说家里办年货，穿新衣，割肉包饺子。其实，能吃饱一顿白米细面、素菜饺子也已经不错了。

 

　　年关的前几天，当医生的父亲又常出诊去救死扶伤，也不会因为到了年关 而挂出“今日盘点，休业一天”的免战牌。即使回到家来，也是愁眉苦脸的，看不出一丁点儿大年佳节的手舞足蹈，喜气洋洋；母亲提前几天就在赶夜活、纳鞋底，把大孩子的衣服修改成小衣服，给较小的人儿穿上，把生活缝补得平平整整，慰慰贴贴，温馨可人。昏黄的灯光把母亲瘦弱的身影映在刚刚用白土粉刷过的墙皮上，她一伸一缩夸张机械地重复着同一个动作。
 

 

　　年三十晚上贴完对联，响完炮仗，祭祀完祖宗。一家人围坐在火炕上，火炕中央放一盆烧得通红的火炭，吃素饺子里面也忘不了包上几枚清洗干净的硬币向老天爷祈求福祉。而叩过年头以后，父亲发的压岁钱总是那么微薄的几枚硬币，并且按年龄发。年长的有一块钢板大的五分，而依次降为两分一分的。有了几枚硬币垫底，天一亮就可以出门向小朋友们炫耀，玩一种“滚车车”赌博的游戏。当父亲宣布完新一年的施政方针、小康要领、治家目标考分定量之后，母亲又要开始一年一度的回忆对比、忆苦思甜了，或者是讲那些永远讲不厌的陈规旧俗。告戒后人：年关里面不能讲含有不吉利的“生老病死，破损伤财”的倒霉话。饺子煮烂了不能说“烂”，而应该说“挣”了。作生意要赚，过日子也不能光过烂日子不是；吃饭不能坐门槛、靠门墩儿，那是留给讨饭的叫花子站的地方；年三十必须打扫完前后左右，里里外外。炮仗的落红不能扫，地上的杂草不能扫，这叫攒柴（财）。出门道声喜庆，抬头增寿发财。连空瓦罐，烂粮仓间和羊圈马厩都要分别贴上“仓满囤流”，“六畜兴旺”。开门能听到一声喜鹊叫，那就注定一年大吉大利，福寿安康。但是千万不能听到乌鸦叫，不能遇到麻雀拉屎沾身，因为屎与“死”相通……

 

　　熬年守岁，这年夜按规定是要睁眼到天明的。而母亲的喜字训、发财经总不如整过多少年的“天仙配”，“精卫填海”，“囊萤映雪”，“岳母刺字”等叫人能打起精神来。听着听着我就腾云驾雾、进入了甜蜜的梦乡。

 

　　如今过年，年气从腊月初上就乘着喜气、冒着油腥、披着姹紫嫣红、五彩缤纷的衣裳向我们走来。在边城喀什，维吾尔人的古尔邦节总是和汉族人的春节不离不弃地挨挤在一起，也不乏一日过双节的例证的。因此在大街上有人把炮仗扔在你的车轮底下炸响，你不必生气；小孩子把楼道炸得支离破碎，硝烟滚滚，震耳欲聋，你也不必肝火太盛。各人头上一块天，过年了，大家都得有个发自内心的喜悦和笑脸。谁不愿平平安安，欢欢乐乐，和和顺顺，甜甜美美地度过每一年的每一天。生活的节奏本来就是一日千里，瞬息万变，当大家还沉浸在科技兴国，振兴教育，稳定发展，招财进宝的中国梦和平梦中，忽然又进入了信息时代，电子时代，高铁时代……

 

　　喜酒不必是名牌烈性酒，有甜酒、米酒、醪糟就行；香烟也不必是洋烟外货泊来品，有点“牡丹 ” 、“前门” 、“大中华”略显豪华了一点，“雪莲”、“春城”、“金丝猴”也无不可；小餐桌七蝶八碗，十二道酒菜，那是过去的八仙过海，富丽堂皇。如今只要有点糖果糕点、瓜干坚果就是上品了。能来点五香松子、山楂片、霜柿饼、松花蛋，葡萄干，核桃，巴旦杏，无花果干再配一杯清茶，几味果露海鲜，那就形神兼备、色味具佳了。如果要锦上添花，能约上几位文朋诗友，侃侃文学或啃啃文学名著，看看春晚，放场好电影，也许是一种更加高雅的精神享受吧。

 

　　过去过年过的是孩子，过的是对小康温饱生活的期盼，过的是不为蒸包子为争一口气的不老岁月和恋旧情结。如今过年，过的是老人添福添寿，寿比南山，过的是儿孙媳妇天南海北、海角天涯在电话里的团圆聚首。过的是春节联欢晚会上的前仰后和捧腹大笑，爽心地笑，惬意地跳。人间正道是沧桑，盛世太平歌如潮。过年就要有个好精神好心情，过年就要向儿孙们进行点有关中华文明，勤俭持家的传统教育。告诉他们：中国不但有四大发明，还有孔子老子和《红楼梦》，还有过大年狮子龙灯，花鼓社火，秧歌跑马，秦腔迷鄠，碗碗腔这种别具特色的民俗文化，这是铭心刻骨，一成不能改变的东西，这才是最重要的实质和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