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古代流传的文化财富，自古就得到了人们的重视。对于史记，也有历代学人的考证诠释。有趣的是，历代学人出于个人的兴趣，对流传下来的“古语”又往往生出毛病来，其一是泥古，拘泥于古人的一字一语，旁征博引，一定要找出个“典”才罢休；其二是篡古，大概出于心术不端的人喜为此事，借古人之权威和名义而捞取些利益；其三是疑古，这是晚清学者最大的弊端了。这三种毛病各有源由，也不可一概否定。泥古出发于遵古，结果是弄得逐字究句，适得其反；篡古者不能无故成风，还是寻找些根据，实际上也挖掘了些淹没的古文；疑古出于求真，只不知已逝之古不可求“真”，就落得了一片狐疑，而失却了最宝贵的“信”。但还是考证、考订出些真知灼见，还原了些古人古事的真实面目。知道这些，对于我们认知古史古事是必要的。 如果对比西方19世纪以来的历史认知，我们会发现西方人在历史探究和诠释方面的优缺点来。说到优点，我们首先要提及西方文化学者对古代历史的“时代性诠释”——这促进了后人对古人古事的理解、传播了历史故事。譬如“荷马史诗”或“希腊神话”，以前只是断章片语，又是一般人读不通的古文，西方学者大胆地进行了链接，并用当代文字进行了“再诠释”。这可能被遵古者视为不齿，却将死尸般的古人古事激活成可供时代汲取的营养；其次是历史研究的方法论，十九世纪以来，西方史学研究在方法论领域更为突出，除了已形成独立学科的考古学之外，还“发明”了一系列所谓新方法、新手段。这些方法和手段虽不代表历史本身的内涵创造，确是为历史研究提供了些许新的途径和思路。这是需要我们借鉴的。然而，我们同样正视这样一个可悲的结局：历史研究或狭义而言学术研究正陷入方法论的误区，在形式和内容上有些本末倒置，这是西方历史研究日益突显的弊端。 就史记而言，历代学人所做的考究已是非常丰富了，例如中华书局的史记选本，里面所附的“正义”、“集解”等诸家诠释远超过史记本身的信息量。通过这些历代学人的努力为我们通读史记给了莫大的帮助，我们首先应该感谢他们。白话文发明以来，也有不少学者对史记等古籍进行了白话文的诠释，然而却总不如乡里的老人们在传述自古以来的故事那般生动鲜活。对史籍的现代性诠释涉及“遵古”和“今用”的两难，这便是信、达、雅的问题。对此，我采取了“朴求”的原则——以心比心、以事比事、以今法古，至于语言上的字斟句酌，却不是我这种情性的人能做得到的。最近又看到本台湾出版号称“台静农主编”白话史记，读时总觉得缺点什么，——诠释史记简单地将它转换为当代人可读的“白话文”并不是主要的目的，更重要的是让读者能从史记中汲取太史公要表达的“通天人之际，明善恶是非”之大义，这才是我做史记的根本，仅仅了解太史公描述的历史、事件、人物只是环节。当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正如一些“中西贯通”的史者对太史公的评价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