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初期,父亲完小毕业回到村上。在那个年代,他也算上一个有文化的人了。由于他的诚实、勤劳、守信,村民们一致推选他为村会计。从那时起,他一干就是四十年,直到重病缠身,去世前一个月,才把所有账本交给了村上。
生产队那阵,村民们整天泡在地里,因此,他们自家账务上不明时,常常是在吃饭时间前来查询。不管是谁父亲总撂下饭碗,笑脸相迎,给来人讲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才算了事。那时候,在农村,人们的文化水平普遍较低,写条子,写申请呀都会来找我父亲,父亲总是热情地、认真地,给他们写好,直到来人满意而归。
打我记事起,从未见过父母吵架。父亲与母亲一同出工,回到家里,撂下工具,就帮母亲洗衣做饭,忙个不停。对我们几个孩子,他总是和蔼可亲、平等相待。每逢父亲赶集,我们兄弟三个就早早的坐在门前的石头上,望着他回家的路,盼啊、等啊。赶集回来,走到我们身边,他总是笑眯眯地给我们每人一个水果、一块糖果。每到晚上,他和我们围坐在灯下,教我们读书、写字、算题。等我们睡下了,他又去做那永远做不完的帐。
听母亲说,父亲在任四十年,账务从未出过差错,只是在四清运动中,他被划成了右派,停职。可不到半年,因为账务上清白,又当上了村会计。
有一年父亲在为我家算分地账时少算了二分地,这地一种就是五年。他依然没有怨言,从不说补偿二字。可是有一件事,伤透了父亲的心,使他一病不起。
父亲的办公室与村上的加工厂在同一座房里,中间只有半墙之隔楼上相通。有一天村长忽然说:“办公室楼上村上放的几支上好的木材不见了”。查来查去都没有查出。干部和村民都知道父亲的为人并没有说什么,可倔强的父亲硬是把自己一年的劳动所值赔给了村上,从此父亲就得了不治之症一病不起,病重期间,村干部、村民们络绎不绝地前来探望。直至他去世前的一个月,才在我的帮助下他把村上的账一本一本整理好。整整二十大包,交给了村上。
就在他去世后的第四年,加工厂承包人的母亲去世,把村上那上好的木材拿出来做了棺材,至此才真相大白。在村民们一致要求下,村长把扣我家的钱退给了我家。我想父亲如果泉下有知也该瞑目了吧!
父亲的一生光明磊落、大公无私、诚实善良。直至现在村民们每当提起我父亲仍然亲切的称他为好会计。现在我们家的箱子里还存放他那一张一张的大红奖状。这些将作为我们对他的纪念永远的保存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