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的阳光照在雪地上，格外的刺眼。爷爷安排小叔清理院中的积雪后，就背起箩筐走了，我知道那一定又去拾粪了。那个年代汽车是个稀罕物，就连拖拉机也少的可怜。爷爷家住在路边，不知从哪里过来的驼队和运输的骡马日日路过门口，那规模甚是壮观。从西河到鼓楼叮叮当当的驼铃，唱响着走西口的情调，惹的我每次都要从头看到尾，满有点迎接客人的感觉。爷爷是个非常勤快的人，他说冬天是拾粪的最好季节，那时天寒地冻，牲畜的粪便很快就会冻成一坨，每天从家门口到西河一个来回就能拾一筐，堆在后院的空地里，一个冬天下来，足够地里上肥的。我那时不懂这些，只是习惯而已。那时冬日的雪下的很厚，却依然挡不住爷爷外出拾粪的脚步。
爷爷出了家门后，叔叔就哄着我和他铲雪，说是干完了会给我堆雪人，还要放炮。雪人倒无所谓，放炮却是极具诱惑力的。那时家里穷，过年买的鞭炮要拆下来一个一个的放，抓一把装在口袋里，拿上一柱香，把小炮插在雪地里点燃，“啪”的一声雪花四溅，红色的炮屑分布在炸开的雪洞边就像盛开的鲜花一样，要是旁边再围上几个小朋友，那是非常神气的。快吃早饭的时候，我们把院子里的雪铲完了，我嚷着要叔叔放炮，尽管小手和耳朵已经冻得生疼，尽管奶奶喊着让进屋暖和，我依然跺着脚催促着叔叔。无奈之下，叔叔说鞭炮咱不放了，给你放个“大炮”。尽管我不知道“大炮”长什么样子，好奇的我还是答应了。叔叔悄悄地在里屋的小箱子里取出两个“圆纸管”，然后各插上一段“炮线”，后埋在了大门外新堆起的雪堆里，叔叔像鬼子进村一般猫着腰将“炮线”点燃，在很响的“噗嗤”声中，叔叔拉着我躲到了院子最里端，并用力地捂住了我的耳朵，尽管如此，巨大的响声还是把我吓得大叫起来，以至于惊慌中将院角的铁炉也撞翻了。屋子里的奶奶慌乱地喊着：“咋了、咋了……”知道不妙的叔叔早已跑的不知踪影。奶奶拉着我的手，看着摔破角的铁炉，拍着大腿叫着：“坏了，坏了，你爷爷回来又要打你了……”我吓得哭了，不知啥时爷爷回来了，看着院子里的乱相，吼叫着让把叔叔找回来。那日，叔叔和我自然是少不了一顿挨打，我幸好有奶奶罩着，只是哭声大些，我不知道那是被吓的，还是打的……
后来，慢慢长大的我知道那次叔叔放的“大炮”叫雷管，就是工地上炸山用的那种，插的“炮线”叫导火索，都是叔叔在工地上干活时因为稀罕而偷着拿回家的。那个铁炉是爷爷托人在外地买的当时最高级最漂亮的铸铁炉，舍不得用，放在院角。难怪那次爷爷会发那么大的火，不过幸好那次的“大炮”没有惹下乱子，以至于每次过年放炮我都会想起这件事，也正是这样的经历，让我在多年的放炮中都格外的小心。
那时的冬天很冷，也许真的是穷，尽管冷的连手都掏不出来，城边塌底村的孩子们还要在上学时挎着一个箩筐，放了学再去机关单位烧过的煤堆里筛煤渣带回家继续用。爷爷不让我筛煤渣，也许是心疼我，也许是家里真的不需要。看着每天有同学挎着半框或一筐煤渣回家的得意样，我是无尽的羡慕。趁爷爷不在时刻，我偷偷的拿走了箩筐，在距家最近的邮电局的炉道里掏起了煤灰，倒入箩筐，一遍一遍地筛，一颗一颗的捡，我真的不知道这活居然是如此的不容易，那时的激情早已被满身的煤灰、冷汗和嘴唇上结冰的鼻涕所掩盖。终于搞出了半筐的煤渣，当我像一个“小土匪”似的出现在家里时，奶奶在一脸诧异的目光中笑的前仰后合，搞得我像个小丑似的站在那里不知所措，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筛煤渣的经历，现在的孩子自然很难理解这些。
那时的冬天很快乐。进入腊月，河里的水早已结了厚厚的冰，那时的屈产河水大且洁净，平整的冰面也就成了孩子们的乐园。划冰车的、溜冰鞋的，什么也没有的就在冰面上“划远远”，还有年龄小一些的就站在河边看热闹，哪个摔倒了，哪几个撞在一起了，都会赢来一阵的狂笑，没有谁去考究那些可笑的成份。比较激烈的是划冰车比赛，整队出发，在激烈的呐喊声中，孩子们似牛犊般拼命划动着用钢筋做的“冰簪”，有的为了抢先，故意用冰车撞翻他人的冰车，往往都是大一点的欺负小的，愣的欺负善的，最后的赢家会得意地挥动着“冰簪”，就连走路的样子也和其他人不一样了。我因为瘦小，是从来不凑那个热闹的，即便如此，每次滑冰也都会将奶奶做的棉布鞋弄湿。后来，就是大家一起在河边架火烤鞋，烟灰夹着汗水把每个孩子都扮成了“花脸”，并相互取笑着，以至于让大家忘了吃饭，忘了寒冷，甚至忘了回家。也就是那年冬天，我的棉鞋被烤出了一个洞，奶奶在不停的埋怨声中，用同样的布给我又补了，那双带着补丁的棉鞋一直陪伴我到有了新鞋的一天。
那年冬天，我在雪地里数着脚印回家，转着圈儿回家。那时家中照明用的还是煤油灯，我不想在奶奶的催促声中入睡，我知道，冬日我的快乐在外面，尽管天寒地冻，尽管大雪纷飞，尽管我只有一身已经泛白的黑棉袄、黑棉裤……
别样的父爱-关于父爱的散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