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北的冬天，是那样的冷，呼呼的北风吹得白杨树“嘎嘎”响，地面上尽是断茎的枯草黯黄一片，没有一丝生机。大人们都会聚在家里尽量不出门。但是再冷的冬，也压抑不了孩子们在一起捣乱的心。我会在母亲的一番“打扮”下，跳出家门，奔向朋友家。厚口罩和带护耳的厚棉帽是一定不能少的，西北的风又干又冷，刀子一样刮着稚嫩的脸皮和耳朵。如果没有这两项重要装备，保准孩子在外面生冻疮。当我睫毛上开出冰花，瑟瑟发抖地敲开门时，迎来的是好朋友开心的笑容。那时没有花样百出的零食，也没有多不胜数的电视节目，但是只要在温暖的家里，和朋友头挨着头，嬉笑着，隔着结满冰花的窗户看着外面寂静、洁白的天地，也是满足幸福的……
当春草萌动时，西北的春天就真正开始了。田野、路边、学校的操场都是我们最好的去处。找什么呢？找那些嫩尖嫩尖刚刚破土的杂草。经过一冬的寂寞，我们是多么渴望看到绿色啊！那是许久不见的奇迹，是冬天找不到的宝藏。如果找到一株坚强开放的蒲公英，我们就会激动地大喊大叫，所有的孩子“呼啦啦”一下子围上来，里三层外三层，伸着小脑袋抢着看。没有谁会摘掉这朵小黄花，因为它太美了！她是冬天的告别，是生命的花，是春的希望。而这时，大人们也会好奇地走过来，眉眼含笑地看着我们和小花。
再过一段时日，杏花就开了。但是这花不好得，因为它被拦在一个院子里，这种时候往往会激发我们的“战斗热情”。不分男女，大家自觉分工合作：有放哨的，有负责钻进去偷花的，有在外面接应的。因为我最瘦小，光荣而艰巨的偷花任务总是我来承担。所有人像环尾狐猴一样伸长了脖子警惕着随时会出现的大人，等待着我的满载而归。进入院子的我也不着急，我总是先拉低枝条，用力去闻那清香的味道，再采下盛开的杏花妆点自己：戴在在耳朵上，塞在鼻子里，甚至是插在凌乱的头发里。不过，这样的游戏有时候也会给自己带来麻烦。有一次，我把花插得太多了，引来了勤劳的蜜蜂，把自己蛰得够呛哭哭啼啼地找母亲。每一次“偷袭”后回家，我都要折一些带有花咕嘟的枝条，将父亲的废酒瓶灌上水，然后插进去放在桌子上。这样的“插花”尽管很原始、很简单，但我们朴素的小屋却会因为这些鲜艳的花儿而美丽过整个春天了。
还有一种花儿印象也很深刻，因为她可以满足我的馋虫肚子，她就是洋槐花。路边的洋槐树很多，每到春天，氤氲的槐花香味总是飘出很远很远。但是我们等不到她盛开，因为实在是太馋了，吃了一冬的土豆白菜，槐花是多么可贵的佳肴啊。我总是站在树下，看着男孩们在那些洋槐树上爬上爬下，指挥着，笑着，叫着，直到再也找不到花咕嘟为止。然后，带着“战利品”一步三跳地捧到母亲面前。母亲很会做菜，她有时候把洋槐花拌上白面做成蒸菜，有时候掺上鸡蛋炒成槐花鸡蛋，更有味道的是将那些暂时吃不完的槐花用开水焯一焯，放在太阳下晒干后用来包包子，吃起来特别筋道。
春天的野外，也是我们游戏的天堂。每天下午放学，母亲都会安排我们到野地里去抓一种小甲虫回来喂鸡。我和小伙伴总是三五成群，在田野里跑来跑去，寻找着各种“惊喜”。当我们的任务完成得差不多的时候，就会沿着那些田埂，在夕阳的余晖中欢笑着挥别……
如今，那些儿时的游戏却在不知不觉间渐渐消失了。孩子们很少再去关注那些野菜、那些花儿、那些金龟子和知了了，他们更多的是躲在屋子里，搬弄那些电子游戏，品尝多滋多味的油炸零食和碳酸饮料。我们从前的故事，已经成了口头上的传说，难觅真实的踪迹了。
别样的父爱-关于父爱的散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