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六十年代的三年自然灾害后,我们那里告别了“地窝子”生活。小小的连队,几排整齐的冬暖夏凉的土坯房,让我们整日悠哉乐载。
大人们白天黑夜的忙着新疆的大建设,顾不上孩子们。到了饭点时,他们才从地里回来,匆忙为孩子做好饭,然后自己随便扒拉几口从食堂打回的饭(那时职工都是吃食堂,延袭部队的做法)就又急急火火去上工去了。于是,无拘无束的孩子们就端着饭碗,三五成群的相聚在一起,你吃我碗里一口,我扒拉你碗里两口,或者到处串着门。孩子们碗里的饭虽然都是杂粮做的,可谁都没有觉着苦,每家的饭都是那么可口。当然我家的玉米面掺着白面的烙馍最受欢迎,里面卷着凉拌灰灰菜或者大葱,有滋有味儿。直到现在,过段时间,我就会来那么一下烙馍卷大葱过过嘴瘾。
六十年代中期,上海知青的到来,给我们那里带来了一点城市的气息,也给沉闷的连队带来了活力。父亲作为一班之长,带领知青们开始了全新的生活。知青们的激情和热情以及新鲜感,渐渐被枯燥艰辛的劳作而消磨。他们对大城市的留恋,对父母的思念日甚。父亲与知青们的朝夕相处,在磨合中成为他们的知心大哥,甚至长辈。三十出头的父亲,其实也同样受着对家乡对母亲的怀念和依恋的煎熬。父亲五十年代由中原支边到新疆兵团农一师二团(1),母亲支边时已有身孕,扛着沉重的身子,一样的开荒垦田,在戈壁荒滩摸爬滚打。当时,母亲腹中的孩子就是我。但是我都到了读书年龄,父母也未回家探视过家里的老人。他们把自己的所有思恋之情深深埋在心底,把所有的精力投入到连队的工作中,把一腔热血用在了边疆建设上。
知青们与我家熟络之后,开始来串门,母亲经常用烙馍或者捞面条招待他们。烙馍最受他们的欢迎,成为他们口中的美味。过后我很担心,因为那些白面是攒了很长时间才够我姊妹仨吃几顿的口粮!那个年代每个人的口粮是有限制的,职工是按照工种定量吃食堂,粮食是不发给个人的。孩子按年龄大小分配,家里积攒一点粮食是非常难的,即便手头上有些粮票,也不一定能买上白面。我和弟妹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油水少,饭量就更大。母亲笑着跟我说:“最苦的日子都熬过来了,三年自然灾害,大人们用苞谷芯子当粮食,公家每天发的一个馍馍,舍不得吃,拿回家里当你的口粮。美疆(我妹妹,意即美丽的边疆)三年自然灾害头年出生,幸亏我还有奶水勉强喂大了你妹妹。现在不用为吃的发愁,好赖粮食还是有的。”为了能够让我们不饿肚子,他们总是有办法的。用大米换苞谷面,有时一公斤换回一公斤半,最好的时候换回两公斤,偶尔也能换回两公斤半。
日常生活中,母亲做饭我一直会搭把手。耳濡目染,不会做饭,方法都熟记于心。有一次,母亲看我跃跃欲试的样子,就应允了我。我拿起筷子开始和面,母亲看看我,我说不想把手上沾得黏黏糊糊。母亲口气有点严厉地说:“等彻底学会和面,手上有感觉了再用筷子也不迟啊!做事情要用心的。”很快,我能独立地和面了。面要反复揉,越揉越劲道,反复揉面醒面至少要三次。和好的面要三光:面光,盆光,手光。和面用水也有讲究,温水和出的面要稍硬点,凉水和面要稍软点,擀起来面就不会往一堆里缩。学会和面后,我又开始留意母亲“擀面”,两头尖中间鼓的擀面杖,在母亲的手里小巧轻灵,三下五除二,薄如纸张的烙馍就好了。或许是天分吧,我第一次上手,居然凑合着擀成了,就是厚薄不匀,方不方圆不圆的。母亲已经很满意了,然后把一些细节告诉我。原来所有的窍门,就是握杖的手,要让活动的面杖在手里可以自如旋转,同时手要往怀里走,另一只手平着推擀面杖。面随着手的动作,自动旋转开始向外延展,到了手掌大小的时候,要翻个面,此时,杖尖紧紧贴着案板迅速插到面和案板之间,顺势一挑,面就挑在了擀面杖上,面杖向另一只手滾过去,而且还要恰到好的让面的边缘搭在另一只手上,旋即把面裹在面杖上,就势滚着推出去,所有一系列的动作须是一气呵成。擀面的手,力量不能过大过轻,力量大了面被紧紧的挤压后粘在一起;力量小了,面擀不开。在擀的过程中,还要反复几次用擀面杖迅速轻轻挑起翻个面。做的熟练了,擀好的馍上,几乎没有什么干面扑,放到锅里炕,就不容易糊锅。馍在锅里炕着来回翻几遍也是很有讲究的,翻的遍数不够,烙馍是生的,翻的遍数多了,烙馍又容易变脆变硬,不好卷菜。所以,烙馍最好翻三遍,每一遍要随时转动,让烙馍受热均匀。翻三遍出来的烙馍,整张都充满了气泡,松松软软,恰到好处,满屋子可以闻到浓浓的麦香味儿,再卷上可口的菜,满嘴留香。从我记事儿到现在,烙馍一直是我家的最美味。
牙牙学语的小孙女第一次吃我做的烙馍,饭桌上舞着小手:“拿——拿——拿——”,还要自己卷烙馍,看她学着大人样子,一家人都开怀大笑。不知觉的我就想到了母亲,她老人家地下有知,一定会开怀的!
我烙馍的技艺的提高,是得益于我的祖母。六九年父母带着我和弟妹,回河南老家探亲。一进家门,父亲拉着祖父的手,老泪纵横。祖母不让任何人给她当帮手,亲自做了蒜面条(捞面条)。第二天她又不让任何人帮忙,给我们做烙馍。烙馍的准备工作和到上锅,一系列工序,让我看得目瞪口呆。让我更惊奇的是,家里的锅碗瓢盆一个个都大的出奇。祖母用奇大的瓦盆和面,和了两种面。地上三块砖头上架一中间鼓突的圆铁片,听大人说是鏊子,在新疆我们都是用锅炕烙馍,平底锅的使用是80年代的事了。鏊子旁边一大堆柴草,大瓦盆支着大大的案板,宽约三四公分长四五十公分一头削的半圆的竹片放案头,随后我知道了它是用来翻烙馍的。准备就绪后,奶奶盘腿坐在地上的蒲团,从点火到烙馍,再煎炕,一气呵成,速度极快。十几张白面烙馍完成后,祖母又开始烙红薯馍。红薯馍用两种面做成,白面剂子小,红薯面剂子是白面的两倍,白面剂子摁平稍稍擀开后,揉好的红薯面剂子放在白面上,然后一只手手掌放在面剂子上,四个手指往怀内方向拨转,大拇指顺势将擀开的白面的边缘裹在红薯面上,红薯面全部裹好,再用面杖擀。我们一家吃白面烙馍,无论如何祖母不让我们吃红薯面的。看着我们大口地吃着,祖母的眼泪就不曾干。父亲是她最小的儿子,如今父亲的儿女都长这么大了。
我们要回新疆了,祖母连哭了几天,伤心莫过于亲人的相别离。祖母很想让身边留一个在家中,父母不忍心留下任何一个。思来想去决定留下我,至少能帮着祖母做些事。临出门了,母亲千不舍万不舍,担心我孤单,就又把九岁的妹妹留下来陪伴我。在老家的一年的时间里,跟着祖母,我烙馍的手艺大有提高。祖母笑着说“俺家娥,你这新疆妮子,真中!”
我成家后,先生和孩子得益于我的手艺,想吃烙馍我随时做,分分钟的事儿。不曾想烙馍也成了公婆口中的美食,就连小叔子和小姑子也非常喜欢吃。小叔子有时跟婆婆说想吃我做的烙馍,很多时候婆婆就挡回去:“你嫂子很忙,做起来又费事儿,就不要麻烦你嫂子了。”当然这些话都是事后婆婆学给我听的。在国外留学的小侄女,电话里也会跟她妈说:“我想吃大舅妈做的烙饼!”
现如今,来自五湖四海的食材和调味品正在无时无刻不挑动着人们的神经和冲击着人们日益发达的味蕾,然而这个世界无论怎么变,大到一个国家,一个地域,小到一个地方,一个家庭,始终都会有传统饮食的传承,形成一种习俗,一种文化。我也学会了不少地方的饭菜做法,偶尔的改变一下口味。比如维族人的拉条子,烤包子,抓饭,胡辣羊蹄;回族人的羊肉粉汤,酸揪片子;四川人的老鸭汤,回锅肉等等等等,虽说做的不地道还是能吃出那么点味道来,但我做的最多的还是老家的烙馍。随着时代的发展,有了电饼铛,用它做各种饼子更方便快捷,但我舍不得丢弃平底锅,我喜欢做饭时火舌舔着锅底,我的手翻着热锅上的烙馍,看着一个个的气泡涨大,有种满足感,满足于手上的感觉,满足于随时散发出的麦香味,满足于我家的美味——烙馍。
我也很乐意在一家人大团聚的时候,花上一两个小时的时间,我边烙馍,家人边趁热享用。一个人呆在厨房里,不让任何人帮忙,独自。享受整个烙馍的过程,同时也希望远道而来的家人能有更多的时间围坐在圆桌边,陪着老人,边吃边唠家常。四世同堂,欢天喜地吃得过瘾。
几十年里,烙馍的叫法,我一直都改不了口,它对我来说,叫起来是那么的亲切那么顺口,母亲说“烙馍”这俩字的河南口音始终在我的耳边萦绕。
我跟儿子说:“姥姥传给妈妈的手艺,从我这里就要断了!”儿子搂着我的肩:“妈,你教我,我来学。”
我的眼睛湿湿的,一串泪落在擀面杖下团团圆圆的烙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