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她和父亲在“挣钱”上,下了很多功夫。
我们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时候,我六岁。集体的财产除了土地按人口分摊给各户经营,所有的牲口农具以抓阄的方式也分给各家各户。爷爷抱着弟弟去抓阄,说弟弟是家里的宝贝疙瘩,手气不会差。果然,我们家的宝贝疙瘩抓回一头老黄牛和一架箱车。
这挂箱车和架子车属于同类却不同款,它的主体是高帮的大木箱,运粮食的时候不用装麻袋,免去一道工序,粮食直接装箱,省事得厉害。用普通的架子车拉粮食,一车至多装六七袋子,超不过七百斤,父亲的大箱车一次就是八百多斤,他认为自己占大便宜了,因为每次都比别人装得多。每到收获季,不管是夏粮还是秋粮,先在大场里晾晒,我家的粮食入仓最快,我一直以为是因为我家用的是大箱车,而别人家只有架子车。因为是大箱车,我家的粮食产量也高过村里所有人家。
土地承包到户没几年,我家就盖起了三间青砖大瓦房。
在两料庄稼耕种收获的所有空隙,父亲想着办法挣钱。记得有一年冬天,每早天麻麻亮,他吃过母亲准备的早饭,在自行车头上挂一个馍袋子,后座上绑一只公鸡,夹几个化肥袋子就骑车出门了,天擦黑才回来。狼吞虎咽吃过晚饭,总会悄悄塞给母亲一卷毛票,母亲仔细数过再认真放进她的钱匣子。
我知道父亲是挣钱去了。
多年后问起他这档子事,他总笑。越发感觉神秘,追问中,他才说,那些年没有动物保护意识这么一说,一到冬天天冷地里没粮食吃,成群成群的麻雀到处飞,听说有人收购麻雀肉,他就动心思去抓麻雀。那只大公鸡是他绑在丝网中间诱惑雀群入网的。我睁大眼睛看他,他有点不好意思。我突然想麻雀肉应该很好吃吧!
父亲嘴笨,不大说话,和生意人的形象极不符合。但他也做过化肥生意、粮食生意,甚至木材生意,每当母亲打开她的枣红箱子的时候,我就知道父亲又挣钱了。
大瓦房盖起来第二年,我家又拆了前院的草房盖起三间平房,有了楼梯,就是楼了吧!
村里人说父亲干活蛮气,土地跟着他都遭殃。因为父亲不断给土地想办法上圈套,不让它闲着。种瓜,种菜,搞蔬菜新品种繁殖……用母亲的话说:“把地用得太扎实”。我上大学的时候,学校让大家在暑假搞社会实践,开学交报告。同学们的报告是“调查”出来的,我的报告是“干”出来的。写的是暑假和家人如何摘西红柿,如何收获西红柿种子,结结实实的劳动报告,还拿了个奖。
他们挣的钱供我和弟弟上完了大学,成了“城里人”,父亲长叹一口气:“娘的,终于把咱家这农民的根拔了,起码我娃再不下这蛮苦了。”那时估计父亲怎么也没想到今天当农民也挺舒服吧!我们都忙工作,忙各自的日子,顾着自己的窝,偶尔会把我们挣的钱也给他们一点,他们总推托说:“不要,我们自己有。”他们依旧种着那些地,只是不再和年轻时候一样总想着给地上圈套了,只种麦子和玉米,他说都是机器耕种,不费事,不是还能挣点钱么!
每每和我们谈起往事种种,父亲古铜色的脸上总洋溢着满足的笑容,说:“政策真好,日子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