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天门脚下,茶坊河上游,就是我的故乡。这里四面环山水流曲折,据说是块风水宝地,但在我有限的记忆中,这里似乎既没有凸显出人丁兴旺也没有凸现过达官显贵,倒是偏僻和穷困一度成为她的代名词。就在城关镇向东南出发的和凉公路31公里处(旧时那里还曾矗立着一块水泥铸就的里程碑),曾经面东背西依路傍河,平缓的斜坡下不规则的密布着一处处的低矮院落,坡底一条穿村大路贯通南北,紧邻村东的一条小河蜿蜒而过。这个南北不足一里地的狭长地段就是我出生成长的地方,小小村庄美其名曰‘’府平‘’。
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偏安一隅的弹丸之地何出此名,一直以来心里颇感好奇但又无法释怀。后来偶然看到有人撰文称史书记载早在西汉时期曾置武进县,位于今和林格尔县黑老窑乡古城窑村,于是乎很久以前的所见所闻不断萦绕脑海并逐渐形成了一个大胆的推测。与府平村隔河相望东去三二里之遥,有两个村庄。位于东南方向平缓更缓之处便是古城窑村,而位于东北方向倚山向阳之处则是被叫作府后窑村的。三个村庄呈三足鼎立之势,其间是相对平坦而广阔的大片农田一直向西延伸到茶坊河右岸,亦即府平村边的那条河流。光从村名上猜测,我想这里古时候一定有过一座城府,只是位置不详。况且从我记事起就记得村人把河对岸这片高地称作‘‘府圪塔’’,而把高地南面的地片称作‘‘城壕’’(附近有专属生产大队开辟的砖窑和果园)。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为响应国家号召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生产队决定在村边河流转弯水深湍急处修建扬水站,利用河水灌溉对岸高达过丈之上的农田。为此,社员们集体出工出力在对岸高地上取土筑渠,结果挖出了许多古代的白灰色长方形大砖,犹记得父亲还曾捡回家一块作遮堵鸡窝门之用,这或许就是古城墙被掩埋在地下的部分也说不定。由是推之,汉置武进县如果就是现在的古城窑村的话,那么武进古城府遗址就很可能位于现在古城窑村西到河岸这片开阔之地上。前些年闻听得古城窑村有一武姓村民在村东山坳里偶获一柄古剑和部分陶瓷品,后为文管所收藏。于是我对这里的古城更加确信无疑了。当然这样判断无疑有妄加揣测之嫌,但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不也正是我们崇尚的科学精神么?!至于求证之责我想就有赖于那些满腹经纶热衷于探微寻幽的史学专家和考古学家了。而府平其实是应该被称作‘‘府坪’’的,小时候曾经在本家远房堂哥家看到过一枚刻有‘‘府坪莊’’的长方形木质印章,因为好像他家祖上就是村里的有钱大户人家,也曾担任过族长之类的职务,所以有此印章也并不稀奇。如此说来,遥想古城当年,府坪,或许就是城外一处草木繁盛鸟语花香牲灵出没的游牧狩猎之所,或许就是一个演武校军展示神威之场,或许就是一片两军对垒捉对厮杀之地……可能是后来的村民出于一种美好的寄托,希望这里永续和平世代平安才改写成现在的村名。不过,无论如何,这个村庄应该是因地而名,即先有地名后有村庄,而不是因人而名,比如周围的崔家营、贡家窑、石家窝铺等。
应该是自上学读书开始吧,就依稀记得村里有三十多户人家,大概不到二百口人。而且还记得全村几乎都是王姓人家(其中只有两户是别姓,据说也是从外地迁移而来),当时头脑中也没有同宗同族之概念,只是见到村人后机械习惯地称呼对方为爷爷奶奶大爷大娘叔叔婶婶哥哥姐姐等,而这都是被大人们平常灌输教调好了的。记得每天一起玩耍的一个同庚发小居然我们要称呼他为叔叔〔当地方言称之为‘‘熟熟’’(读作shou)〕,好像还颇有点不太乐意,直到后来略懂人情世故才习以为常。长大后,闻听老辈人的口耳相传,也才断断续续的约略得知同村同宗之由来,似乎还有着些许的传奇色彩和满腹的辛酸况味。话说在那个人尽皆知的走西口年代里,在那条通往杀虎口的边关大路上,有一位来自山西浑源西留村的王姓青年货郎肩挑货担踽踽独行。他晓行夜宿饥餐渴饮一路北上,穿过杀虎口后转而向东从另一条据说也是旅蒙商道上一路北行,翻山越岭穿沟过河走到了这个被时人称作府坪的地方。但见此处地势平缓,交通便利,无山岭之阻挡,有河流之滋养,于是决定在此定居。遂即充分发挥了晋北山民辛劳勤谨和心灵手巧之秉性,选取了河滩之上土坡之下一片背风向阳之处,取石筑基脱坯碹窑。待略有积蓄,便娶妻置田,弃商为农。这个男人就是我们的始迁之祖,这片土地就成为了我们世代居住的村庄。传闻祖宗共育有五子,待其成人成家后便另辟别院各自独立生活,于是就有了流传至今的中院、东院、西院、南院和小院宗派之说,自此各宗便开枝散叶,村庄也便人丁兴旺。据说每当有男丁孳生,村里总要派遣识文断字者远赴口里祖籍故地接续家谱以示香火不断。直到文革时期破‘‘四旧’’运动中家谱被红卫兵查抄,人心惶惶无暇顾及此事,也就此隔断了两地音信。山高水长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常恨雁归无觅处,却道他乡是故乡。
在那个‘‘万里东风扫残云‘’的年代,在那个‘‘雪压冬云白絮飞’’的季节,我就诞生在了这个小小的村落里,并在这里度过了难忘而美好的童年和少年时光。记忆中,听惯了院落里的鸡啼狗吠羊咩牛哞声,也听惯了河野上的莺歌燕语虫鸣蛙叫声,这是大自然赐予的最动听的启蒙音乐;看惯了村前河水清清村中炊烟袅袅的剪影,也看惯了父辈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躬耕垄亩的身影,也许那就是一支经久不衰的田园牧歌;见惯了邻里村人因鸡毛蒜皮之小事而恶语相向红颜吵闹,也见惯了同宗族人为婚丧嫁娶之大事而打里照外手足相助,渐渐见证了古训所言‘‘兄弟阋于墙,外御其辱’’之现实注脚。和那个时代的同龄人一样,也曾上山偷摘过酸毛杏,下河摸捞过小鱼儿,东河滩烧过大豆荚,西梁地抽过黍子霉;也曾‘‘三个五个骑羸牛,前村后村来放牧’’;也曾‘‘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也曾‘‘桑野就耕父,荷锄随牧童’’;也曾‘‘呼唤携锄至,安排筑圃忙’’……也许正是那段苦乐交织的生活时光,铸就了我们这一代人坚韧诚信的为人品行和乐观从容的处事态度,这也是我们人生旅途中得到的一份难能可贵的财富馈赠吧。
上世纪八十年代,正是改革春风吹满地的大好时机。当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极大地释放了广大农民的生产潜能之后,温饱问题也已不再是村民世代亟需解决的首要问题,随之开放搞活的理念深入人心。当时村里大多数的青壮年劳力都纷纷选择背井不离乡的外出务工,春去秋回年复一年。而我在完成了初中学业后则考上了县城重点高中,从此也负笈远行踏上了漫漫求学之路。有道是人往高处走,多年后,村民陆续在村旁公路两侧的平坦地势上建起了一排排规划整齐的新居,原来的村落也逐渐被新村取代。然而,安居未必就会乐业。或许是来自外面的世界很精彩的诱惑,或许是迫于现实的生活很无奈的压力,虽然成年成家的但仍不安分的年轻一代,已经不再满足于沿袭祖辈相传的土里刨食的生存方式,已经不再局限在困守自己数十载的一亩三分地上,于是乎,再一次以老祖宗走西口的壮举拖家带口背井离乡走出山区走进城镇,用各自早年外出练就的手艺打工挣钱养家糊口。留守在村的基本上是一些年近花甲以上的老人,他们力所能及地经营着自家的土地,维持着平静祥和的晚年生活。据说现在全村已不足三十人,他们该不会是村庄的最后一批守望者吧?!而那些远出乡关的进城务工村民,也包括如我一般外出求学而后的工作人员,,都逐渐定居在城镇的各个角落,活跃在城镇建设的各行各业,成了亦真亦幻的城市人。虽说本是同根生,但是岁月和距离似乎隔断了往昔的亲情。平时照例互不联系,只有在偶尔的婚宴场面上匆匆一见却无暇或无意叙旧话新,彼此成为了最熟悉的陌生人。前些年间偶然回乡,站在村旁路畔,向东俯瞰,曾经的村落早已是一片废墟,依稀可见些许的残垣断壁,还有那条现已时断时续的河流。回顾身后,尽管全覆盖工程已将村庄修葺一新,但仍不免感觉清冷了许多,偶或一两个风烛残年的老人步履蹒跚地出没于村头巷尾。那时那刻,我的心中禁不住涌起几许悲凉几多迷茫。我不知道再过多少年,这个小小村庄,是否依然还有她的主人在守望着家园?我不知道再过多少年,这个弹丸之地,是否在地图上还能找得到她的标识?我不知道再过多少年,是否我们的后人还能记得起他们的故乡和祖籍……
然而无论如何岁月更迭世事无常,我都难以忘怀那年那月那景那人。多少次午夜时分梦回故里,总是浮现出那里"门前绿水声声笑,屋后青山步步春"的怡人景色,总是浮现出那些憨厚纯朴的父老乡亲的音容笑貌,总是浮现出那时的村俗民风世故人情……如果说此种情愫就是所谓的乡愁的话,那么,如今的乡愁则早已不是一枚小小的邮票一张窄窄的船票所能比拟的了。至于究竟是什么,以我的呐言拙笔实在是说不清道不明,姑且就用席慕容的诗句表达我的内心衷肠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