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走了。父亲走的时候穿着一双破了的“解放”鞋，扶着跟人打工的犁把，跟在老牛的后面，走向遥远的西方。
解放前，父亲在武汉南洋烟厂做工，因他为人老实，又写得一笔好小揩，因此，很得工友和老板的好评。公私合营时，他是劳资双方选出管理工厂的代表之一。解放不久，黄陂老家的政府亲自到汉口找到他，说你成份好，又有文化，回去“当家做主人”，为家乡理财。老板和工友们知道后，竭力挽留，但他毕竟是农民的儿子，思乡心切，更何况是家乡父老的召唤。
父亲回去后，家乡很快就让他管帐理财。他在担任大队会计期间，克服水平低的困难，在政府的帮助下，做到日清月结，定期悬榜公布。与其说由于他表现出色，毋宁说他以勤补拙。不久，便加入了党组织，之后，又因工作需要，担任书记。
父亲的为人，多半是与故乡的苍山碧水红土分不开的，厚实透明而且淳朴，老区人特有的忠厚和善良的秉性陶冶了父亲，他极端推崇“吃亏是福”。1964年，“四清”运动，几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以革命的名义对他进行彻底清算，父亲终于还是多吃多占了，原因是共产党的会多，你乡里区里县里开会，十会九吃。于是，父亲被停职检查。兑现、退赔。原本已是室无悬磬，乃因此而“荜门圭窬，蓬户瓮牖”了。
与“四清”同步进行的，故乡因国家水利建设的需要，决定将夏家寺水库（后更名木兰湖）扩建成更大的天然水库。如此一来，故乡就沉进水底了。那时侯，政府动员移民，支援社会主义建设；世世代代生息在这片土地上的农民虽然故土难离，但老区人民凭着对党和政府的忠诚，还是含着眼泪离开了故乡。已担任财粮委员的父亲，领着其中一支一百多人的队伍逶迤来到鄂城一个叫柯营的地方落户，插进了两个生产队。
第二年，父亲以最高票数当选为生产队会计，后又根据群众的要求，转而接任财经一职，将会计交给一位刚从学校回来的高中生。就这样，在柯营的十七年，他除去做了一年的社员和五年的会计，十一年来，一直以财经主任一职管理着这个四百多人的大家庭的经济命脉。
乡亲们之所以如此看重父亲，或许因为他是小姓，不敢贪污吧。这期间，我已渐渐懂事，一九七九年，居然有一块“豆腐干”放在了《湖北日报》的屁股上。其时，我已初步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对父亲最好和最坏的评价是“树叶落下怕把头打破了”，对他“吃亏是福”的家训不屑一顾，两代人之间的不理解与日俱增。尽管如此，我也不得不承认，父亲的人缘特别好，大家都愿意把心里的话跟他谈，甚至夫妻吵架婆媳失和邻里纷争也都找他鸣冤叫屈。
一九八二年，我们举家迁来沌口，头几年，柯营常有人来看望父亲。他们之中，有他介绍入党的年轻干部，更多的则是相处多年的同龄人和一道工作的同志，都说，如果不顺心，还是搬回来，柯营谁也不会把你当外人，父亲叹了一口气，苦笑着摇了摇头又深深地点了点头。
一九九七年四月，我接到北京某杂志笔会通知。动身的前一天，我决定回知青队“旧屋”告诉一下父母亲。父亲脸上露出一片霁色。沉吟一阵便说，到北京后去毛主席纪念堂看看吧。答应了父亲，交谈中得知父亲明天还要用自家的牛和工具给养鱼的老板耕地，埋怨他这么大年纪还跟别人打短工。父亲小声说，一天一百块哩。本想找点其他的话，但心中很不是滋味。加之多年少有交流，终于不知从何开口。在别人家的电扇下靠了一阵，便打算回家。父亲见我推车要走，也没留的意思，离开村口时，见父亲也牵着牛拄着一根树枝跟在不远的身后，便只好下车推着等他，父亲说走吧，到北京后别忘了去毛主席纪念堂。我再一次答应后便骑上车一溜烟走了好远，无意间回头发现父亲仍然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浅浅的满头白发在阳光下格外刺眼，那条牛一会儿将头低在地上嗅着，一会儿抬起头来不解地望着远处。啊，这时我才明白，父亲原来是以放牛为名为我送行的。想到这里，一股莫名的歉疚堵在嗓子眼里，我在心里大声地喊着：老爸，您回吧。
第二天．我怀着少有的好心情登上了北去的列车，而这天的中午，老父却喘着沉重的呼吸扶着犁耙，吃力而悄然地走上了那条不归路。
当我知道这一切的时候，悲痛中一种强烈的欲望折磨着我，但我什么也写不出来，稿子上孤零零地站着十个大字：
白发千茎雪，丹心一寸灰。
别样的父爱-关于父爱的散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