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父亲的了解是从一个传说开始的。
四月十五是镇上的古庙会。快割麦了,四乡八邻的人们流水一样汇入古镇。一个年轻姑娘蹲在一堆镰刀前拣镰刀,背后的衣襟被风刮向一边,露出一片白皙的肌肤。几个街上的小混混在姑娘身后说着脏话。姑娘气极,骂了他们。几个小混混不干了,口出恶语,手脚并用,围观的人知道小混混是街上的,为非作歹,从来无人敢管。姑娘眼巴巴看着人们,无一上前阻拦。“住手!”一个年轻人从人群后面挤了上来。混混们看清来人,笑了,就你?年轻人中等身材,不胖不瘦,刚刮的胡碴子泛着青光。“大白天的,欺负一个姑娘算啥本事?有本事冲我来!”说完,年轻人向人群外走去。几个小混混被激得像好斗的公鸡,张牙舞爪扑向年轻人。年轻人退到空阔处,猛一转身,一拳打向一个人的脸,顿时鲜血如注。其余几个混混见状,拿棍的拿棍,拿刀的拿刀,将年轻人围在中间。年轻人并无惧色,顺手从茶馆门前扯起一条长板凳,抡向混混们。且打且退,从街南头打到街北头,最后一个倒地的混混直喊“饶命”。
这个年轻人就是我父亲,至今上了年纪的老人说起这事还记忆犹新。
父亲在我的记忆中,不苟言笑,从来不和我们小孩说闲话。父亲似乎总是很忙,在生产队当会计,胳膊下夹个算盘,不夹算盘时就倒背着双手。吃饭时也不和我们说话,吃饭时,父亲的规矩很多,我们不能吧砸嘴,不能说话,不能留碗底,不能用筷子敲碗。父亲越不和我们说话,我们越怵他。在他面前噤若寒蝉。父亲要求我们姊妹间不能说脏话骂人,我们都记住了。别人夸我们懂事,母亲在一旁笑。
我上小学二年级时,村里有个傻姑娘兰。那天放学后,我拿块红薯,递给高我一大截的傻兰,给她吃,她咬一口,我咬一口,我问:“你吃一口,我吃一口,几口啊?”傻兰说,两口。我身后的小伙伴一阵哄笑。
不知道这事被哪个该割舌头的告诉了父亲,我刚进门,就被父亲一脚踹倒在地,我懵懵懂懂不知何故,刚想爬起来,父亲大喝,跪那儿!母亲心疼得不得了,要拉我起来,被父亲严厉的目光制止住了。父亲说,你好好想想,干了啥坏事?那天正赶上村里的宣传队唱样板戏,锣鼓声声敲在我心上。
父亲好喝酒,堂屋的条几上永远放着几瓶红薯片烧的白酒。家里喂了几只鸭子,家里的坛子里有吃不完的咸鸭蛋。奶奶煮几个咸鸭蛋,切开,白边红心,一盘鲜艳的花开在四方桌上。炒一盘粉丝,端一盘萝卜干。父亲和他的好友,围桌而坐,开始划拳猜酒。父亲猜拳一鼓作气,中间从不间断,八个或十六个酒不猜完不喝。谁输谁赢,我早看得眼花缭乱。喝不完的酒,父亲就放在条几上,放学后我也抿一口。
土地承包到户后,父亲买了一头牛,公牛,四百元。一头牛拉一张犁,拉得呼呼生风。父亲的好友没牛犁地,要买我家的牛,父亲知道好友没钱,就把牛赊给他。后来母亲说,只给二百。
父亲是累病的,去世时四十二岁,我十七,四弟才九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