姥姥叫高海英。这是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工作人员到我家登记，我才知道的。那年，她76岁。
姥姥生在旧社会，没读过书，是典型的劳动妇女。姥爷是满族后裔，按清朝八旗的划分，还属于上三旗的镶黄旗。建国后，成分被划为地主，抄家，游街，批斗，这些属于那个年代的“规定动作”，一件也没落下。家道，自此也就中落。在闯关东的大军中，姥姥一家是比较早来到这片荒凉的黑土地的。
他们落脚在了一个叫做榆树屯的地方。这里离城市较远，村里的人都很和善可亲，大家相互帮助，谁也没认为谁是外乡人。
姥姥的双腿上，是我和弟弟儿时的摇篮。腿上放个小枕头，我和弟弟就分别在她有节奏的摇晃中，进入了梦乡。她嘴里哼唱的童谣，我听也没听过，那么好听的旋律，也不知道是谁创作发明。
姥姥十分节俭。尽管衣裤满是补丁，但却十分整洁。家里总是被她收拾的一尘不染，屋里院子里满是她忙碌的身影。我刚刚记事时，家里还有几分地，姥姥带着妈妈每天早出晚归，到田间地头耕种，在生产队中，也是多年的劳模。在她失明后，还偶尔帮着收拾家务，打扫卫生。劝她不要做，她就说没事，劳动惯了的人，闲也闲不住。
“女人叼着大烟袋”，是东北的一大怪。姥姥喜欢抽烟，而且一抽就是几十年，一直到她70岁那年因为白内障双目失明，也没有停过。那些年，过滤嘴香烟还是奢侈的，喜欢抽烟的人家，都到市场上去买烟丝，家里面随便找点纸就能卷出一支香烟。姥姥抽烟有两种方式，或者用她的烟袋，或者用纸卷烟。起初她还是用烟袋的时候多，不过烟袋总是被烟油堵住，索性就用纸卷烟抽。后来她看不见了，还坚持用纸卷烟，摸着撕个纸条，抓一把烟丝均匀地放在里面，慢慢地卷起了，一端拧紧，然后用手拔去多余的部分，就放到嘴里。再摸出火柴慢慢划着，估计着方位，往纸烟上凑，直到点燃。姥姥的手指满是灼烧的焦黄，被单上也满是烟灰点落的黑洞。即使如此，谁也不能劝阻她戒烟——在黑暗的世界里，也许那一点烟火，可以让她的内心感受永恒的光明。
有两件小事，现在想起来，还是忍不住发笑。
那年大表哥结婚，是在家里办的酒席。席间来了很多乞丐，一边说着吉利话，一边向主人讨钱。记得那年我十岁左右，实在看不下去，就把其中两个乞丐的破盆子抢过去扔掉了。结果当然是惹怒了这些人，都追过来打我。害得我围着周围的住宅绕圈逃避，最后还是姥姥把我拉住，从兜里拿出了零钱给了几个乞丐，才算把事压下来。不然，一场喜事就变成闹剧了，对谁都不好看。
另一次，还是姥姥住在二姨家的时候。妈妈带着我和弟弟去看她。二姨家住在五楼，阳台上视野很开阔。我和弟弟都刚刚读书，顽皮的很。哥俩商量一起躲到床底下，不让大人找到。姥姥带着两个女儿找遍了几个房间，连喊带叫，就是找不到。她哭着说，完了，让你们看孩子，也不好好看，准是从阳台掉下去了。赶紧下楼去找啊。说完，就听里屋床底下有人打喷嚏，原来是弟弟没憋住，主动暴露身份，结果迎来的就是妈妈一顿打。这时，就听门口有人敲门，姥姥就顺手开门，只见门口站着一个身穿粗布衣衫的老人，张口就说，家里有难，希望主人给点钱。姥姥出于本能，赶紧把门关上，不想再给这些乞丐一分钱，但是门怎么也关不紧，心想这乞丐还真执着，于是就叫我们哥俩帮忙关门，还是关不上，只听门口老汉说：大姐呀，这钱我不要了还不行吗，你把我的拐杖还给我呀！我一看，果然，乞丐的拐杖卡在门缝里，我说这门怎么关不上呢。等到老汉走后，我学给二姨和妈妈听，她们一阵大笑，简直合不拢嘴。
姥姥失明后，心里却更加明镜。虽然几个儿女轮流赡养她，但在我家生活的时间最长。来家里的人多了，她都能记住声音，叫上名字。每当过年，舅舅和姨妈们都带着好吃了来看她，正月里，尽管外面天寒地冻，家里却倍加温暖，姥姥也能尽情享受儿孙满堂的天伦之乐。
我进城读高中那年，姥姥也被舅舅接回城里生活。没过多久，就传来姥姥去世的噩耗。听舅妈说，姥姥是在睡梦中走的。起初以为在午休，也没有去叫醒她。后来时间长了，觉得不对劲，就进屋叫她，把她上身搬起来，听见一股气从喉咙传下去。她的神情很安详，根本没有感觉到痛苦。这样的离别，对苦难一辈子的姥姥，也许是最好的结果了。
姥姥出生于旧社会，一生在社会最底层生活，在日子渐渐变好的时候，又失去了光明。这也是我最遗憾的事情。假如那时我能够长大，就会及时把她送到医院手术，保住她的眼睛。如果我那时能够长大，就会把她接到身边赡养，让她在快乐中安度晚年。
如今，两个舅舅都相继辞世。在另一个世界，他们一家四口又可以团聚重逢。希望他们不再有苦难，无论贫穷还是富贵，一家人都快乐开心地生活。
一件破棉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