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十年代，乡村的人们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生活。人们精神疲乏，文化生活几乎没有。孩子们看批斗会已司空见惯，无法提起兴趣。而看电影，是最吸引人的了，它是当时的主要文娱项目。看了它，伙伴们有了谈论的话题，也有了向人炫耀的资本。那时，我们客家人是围居的，一个生产队是一个大屋，几十户人家，年纪相当的伙伴不下十几个。大伙聚在一起玩，也一块晚上去看电影。
在农村，人们主要以看露天电影为主。大队一般是一个月放一场电影。傍晚时分，放映员选在人比较集中的一块晒谷地，三根竹竿搭架撑起白白的大银幕，然后被邀进干部家吃晚饭。孩子们早早地在放映机旁摆上凳子抢了正中位置，迟来的或边远的只好靠前靠边了。每放映一场电影，一定是爆满了人。邻近的不用说，不管男女老少，只要是能走动的，都一定要去看的。远一点的甚至要步行一个钟头的也不愿错过看电影的机会。大队干部也经常为此作宣传工具，广播通知，有时也乘机开斗争大会。电影开场后，放映员还会适量地解说，把人们深深地引进了剧情。大家为剧中人而呼吸、叹气。这当中，最活跃的莫过于孩童了。农村放电影，都是单机放映，每放完一卷，一定要停下来换另一卷。有时放映员放错了，只能停下来重放。这时，孩子们便跑到银幕前或在旁边黑暗处撒尿、玩耍，待放映了才匆匆跑回原位。有些精明的老人早早地在这些地方放上几个尿桶伺候。每场电影完了，也可以免费收上满满的几桶尿水做肥料。放电影有时也并不顺利，看着看着，突然飘来一阵雨，那只能中途作罢，大家匆匆逃离，那满心的惆怅难于言表，只好等待第二天晚上再看。
方圆五六公里范围的地方有电影放，只要是确凿的消息，小伙伴们是必定要前往的。
电影消息的来源，这主要得益于一些灵通人士。近处的，大家心里明白，天黑下来就会聚集影场。远一点的，只能探听、猜测，有时以讹传讹，匆匆赶往远处，去到才知被人骗了，只好满怀着失望回家，一路说着“石灰铺路打白行”。
那时，我们村旁有部队驻扎。部队的文娱生活较为丰实，几乎每两星期有一场电影。部队战士走路去几公里外的营地集中看，军官的家属则乘车前往。只要看到部队有行动，解放军在晚饭后带凳子集队，那肯定有电影放了，我们便冲锋陷阵般赶去。有时匆匆探来确凿消息，已是傍晚时分，时间紧迫，扒几口饭就要上路。凳子带不了，只有坐地的份。到得地方，夜幕已尽，电影就要开场。部队放映影片一般都比较准时，天一黑就开始放映，且大多数是双机放映，中间不用换片，并有不少战斗片，于是也最得小伙伴们的喜爱。
样板戏《红灯记》《沙家浜》《红色娘子军》《智取威虎山》等彩色影片，看得多了，只听着演员在唱，没啥意思。打仗的片子大多数是黑白的，如《南征北战》《侦察兵》等却最让小伙伴们兴奋，也最让伙伴们谈论，说是从头打到尾的，最好看。每当雄壮的八一军歌响起伴着八一五角星在闪烁，大伙便拼命地拍起小手，因为大家知道，这是打仗的影片，最令人高兴了。看战斗片，群情激奋，眼可以不眨，唯恐错漏了一个精彩镜头。遇上那些样板戏，“吱吱呀呀”看不懂，听不明，眼皮便不听使唤地耷拉下来，头禁不住垂落摇摆，快要碰地了才猛然惊醒，无精打采地看几眼，又合拢上眼睑，心里暗叫着快点完吧，又希望快点有战斗的画面出现。看部队的电影，去得晚了，人太多，前面没有位，我们就得在银幕背面看。画面的人物动作全是相反的，小伙伴们也看得津津有味。
总算完了，一行人摸黑回家，希望有手电筒而没有。回家的路上要经过一段荒坡坟地，那时没有鞋穿赤着脚走路，最叫怕人，老是害怕坟地里会突然跳出一个鬼影来。走在最前面的，担心有鬼拦路；走在最后面的，又怕有鬼来扯你的衣服，惟有中间最安全。电影下场了，大伙往往都抢着夹在中间行走。遇上个淘气鬼一声“鬼呀！”的惊叫，大家的脚步就慌乱地到处乱踏。有人说，死人骨伤了人会患破伤风，万一踩到了死人骨头，那就惨了。因此抄近路走那段恐惧路胆战心惊，大伙情愿绕个大弯路回家，累点也没关系。回到家时，随便擦把脸，洗把脚，摸上床，也不知怎么回事就进入梦乡。
当时看电影的兴致是任何事情所代替不了的。只要探得了电影消息，不管远近，总要去凑一番热闹。有电影看，饭可以不吃，虽然每天都勒紧着腰带；作业可以不做，其实那时根本就不需要回家做作业；计划好的活动可以马上取消，只馋得年纪小的尽是羡慕的份，有时也不太安分地偷偷跟在后头，难免会遭到年长的责骂。做哥哥的也只好背包袱般紧紧拉着弟弟。有时苦了小的，害怕也是自讨苦吃，但小弟弟第二天就可以向同龄人述说昨天的辉煌……这些，远一点的地方都只有男孩子的份，女孩子呢，只有“望洋兴叹”了。
女儿的高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