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被后世尊为诗圣，他的诗被称为诗史。他与诗仙李白齐名李杜。可他却和李白过着截然不同的生活。
在世人的印象中，他的诗词主调大多是哀愁，他仿佛也从未年轻过。他在那个时代也许只是个诗人，在现在回望，他却是个圣人。他出生在一个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家庭里，却成功蜕变，从爱家到爱国，从爱己到爱民，从小爱到大爱。
可他并不是一出生就这样的，他出生在鼎盛的唐朝，见证了这个时代的衰落，他是名仕之后，他也曾年少轻狂过。是那个时代迫使他成长，迫使他蜕变。他少时爱好剑舞，九岁便惯于书写大字。他也曾写下“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他也曾觉得自己不可一世，将屈原，贾谊，曹植等古人都不放在眼里。青年时代的杜甫就像当代的年轻人一样，有裘有马，能用放荡与轻狂来鄙视人间的庸俗，只因未受过人间疾苦，有理有据却只得纸上谈兵，空有一腔大志，却无真才实学。往往高估自己，认为天下不过如此。那时的杜甫还配不上“诗圣”的名号。
杜甫始终是一个出生于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家庭的人，受到家庭的熏陶，与大多数人一样，执着于功名利禄，也有着自己的政治诉求。但杜甫可能并没有什么官运，在最纵横的年，遇上了一个从精明到糊涂的帝王——唐玄宗。在长安的十年里，他用尽全身力气，却也做不出任何改变，只得孤寂寥落，离开长安。他看见宫室里的华美，不禁想起长安街头的饿殍只得叹道“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应他家族的观念，他无可厚非的追逐着功名利禄，而他只剩偏偏与官无缘。皇帝身边尽是奸佞小人，侍奉皇帝也变得如此艰难。国家遍是胡人的侵略，人民饱受胡人的摧残，大地满目疮痍。想要救国家，救人民，杜甫只有把一切希望寄托在李氏朝廷上，在他的时代，不可能对于帝王制度有任何怀疑，他所拥护的朝廷平时是剥削人民的，到了困难的时候，也不能发动人民抵抗。想救国家，只能征兵役，而人民在兵役在家破人亡。在这当中，一个正直的诗人自然要感到极大的矛盾，若是强调人民的痛苦，反对兵役就无法抵御胡人，但是在人民在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当中，到了难已忍受的地步，他又不能闭上眼睛不看、堵住嘴不说。他所站在人民的立场反对侵略战争，这时他除去替人民诉苦外，还不得不考虑到国家与民族所面临巨大的危机。在这时，杜甫把他今生听到的、经历的作出了这三吏三别，他一生成就中的一所高峰。他的诗已然能成为“诗史”。
杜甫对这世间的疾苦却又无能为力，他终于是放弃了做官，对当前的政治表示无望。国家不兴诗家行，在任何时候，杜甫依然没有放下手中的笔，杜甫依然还有满腔的热情，又投入到了诗歌的创作当中，才有了今天所看到的诗圣与诗史。
杜甫离开了长安，去到了成都。那个谈杜甫都不会忘掉的——杜甫草堂。就是在四川这个地方，杜甫在深山中曾经常说怕死，在途中永远只能被“高人”小视。杜甫说这样的话未免太过忠厚，事实上没有一个人能小视杜甫，反而是杜甫的肩膀与实际的精神，使一切所谓“高人”都会自惭形秽。杜甫觉得他的一生免于荷役，已经享有特权，也就不辞路途的艰苦吧。杜甫去到了他成都的草堂，结束了他十载长安、四年流徙的生活，在世外桃源中得一栖身之所，清苦但快活。难道杜甫沉醉于自己的生活中，忘记了人民的痛苦与国家的灾难了吗？并没有！“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天下，他从未忘记，他依旧心系天下。他二度出川，无奈这天下实在苦难，最后只落得个悲剧的结局。一生最后，仍不忘北归，终了在湘江一漂浮的小舟中逝去。那年冬天，他五十九岁。
他是个伟大的诗人，他的一生是个悲剧。一个正直的诗人，在封建社会里必然的悲剧。他对着社会抱着无限的希望，最后落得极大的失望。他这一生中不乏政治热情与创作热情，他的诗才，也不曾因为生活上的阻碍而枯竭，因为取之不绝的源泉就是生活。
可能每一个初出江湖的年轻人都曾年少轻狂过，都认为清华北大不在话下，都认为自己定能在这世间闯出一片天地。到真正面临生活的一座座大山，无数人不得翻越时，才有人真正意识到自己的无力。杜甫也曾真真正正奋斗过，遭受过无数的打击，最终也放弃了他的政治抱负，但他从未放弃过的，是手中的笔，他抒发内心的武器。一支笔杆撑住他腐朽的身躯，不朽的灵魂。杜甫是站在人民一边的，杜甫仍是符合当今社会主义的诗圣。
我们现在正生活在一个美好的时代，我们有裘有马，但我们不得猖狂，唯有经历过，才知世间疾苦。也许我们也会不断的经受打击，但请记得，握住了笔，也要握住初心。
《三借芭蕉扇》读后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