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先生写史手法特别,《万历十五年》截取了历史的一个剖面,让时间停留在1587年即万历十五年,以该年前后的史事为中心,从描写一个皇帝和五位官员入手,即万历皇帝、首辅张居正和申时行、模范官僚海瑞、孤独的将领戚继光、自相矛盾的哲学家李贽,抽丝剥茧,梳理了明朝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体制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以史为鉴,探索现代中国应当汲取的经验和教训。在此,我只想谈谈让我感触较多的两位人物,万历皇帝和戚继光。
——万历皇帝朱翊钧。聪明敏感,早熟,初欲励精图治,后日形消极。1572年9岁登基,1620年御宇48年后离开人间。
万历即位的前十年,在首辅张居正的辅佐下,明朝百事转苏、欣欣向荣,承平日久,府库随之日见充实,实现回光返照式的“万历中兴”。1582年7月,张居正病逝,万历18岁,他决心破除对外的柔弱印象,励精图治,但恰在此时,他观看了宫廷内戏班演出的《华岳赐环记》,戏里的国君慨叹地唱着“政由宁氏,祭则寡人”时,聪明敏感的他似乎意识到即位十年,自己只是首辅张居正的傀儡,而并非大权独揽的君主,于是从否定张居正提倡的全国耕地丈量开始,揭开反张运动序幕。经张居正事件后,万历对一切都持怀疑的态度。
倒张之后,万历发现自己的自主之权仍然受到种种约束,自己贵为天子,只不过是一种制度所需要的产物。身为皇帝,万历的权力大多带有被动性,他可以把不喜欢的官员革职查办,但是很难升迁拔擢他所喜欢的官员,以致没有一个人足以成为他的心腹。万历以自己的聪明,意识到自己名义上是天子,实际上受制于廷臣,文官集团才是这一大帝国的实际主人,在另一种意义上讲,他不过是紫禁城中的一名囚徒,在即位的日子,不断的应付许多重复事件和不变的礼仪。
在与文官集团抗衡的过程中,万历是孤立无援的,幸而在感情生活中有心心相印的郑氏陪伴,但因文官们不容许他废长立幼,以皇三子常洵代替皇长子常洛为太子,遂使他心爱的女人郑贵妃悒郁寡欢,出于一种报复的意念,万历竟以皇帝的身份向臣僚作长期的消极怠工,且长达三十年之久。他再也不愿做任何事情使他的文官快意,不再出席法定礼仪;不派人递补出缺的高级职位;派遣和升迁中下级文官,用抽签的方法决定,一个官员出任什么官职,竟出于与事实无关的一根竹签。
万历,这个孤独的君主,在认清现实后,无意于做积极有为的君主,又不甘心充当臣僚的工具,他顽强地保持着自己的性格,以老子所谓的“无为”消极抵抗。
——孤独的将领戚继光。具有卓越军事才能的将领,却生逢重文轻武的朝代,在不能改变环境的情况下适应环境,最大限度的发挥才能,一酬壮志,在清算张居正运动中作为前首辅党羽被参劾,在生命中的最后几年坠入寂寞和凄凉,后在贫病交迫中死去。
明朝历史上除洪武永乐两朝外,文官凌驾于武官之上,已成为绝对趋势,将领们即使出生入死,屡建奇功,其社会影响,也未必抵得上一篇精彩的大块文章。在这种制度和风气影响下,“军户”征兵、军事补给制度严重落后,兵源不足、补给不足、装备落后,“野战军的战斗力几乎与农村的民兵相去无几”;对于将领的选拔,则认为应该具备的素质是勇敢粗豪而不在于头脑清晰,后虽有武试,但又重在刀枪弓马是否娴熟,笔试只求粗通文字而从未涉及军事科学,武备继续废驰,军事组织不断衰退。直至16世纪中叶,倭寇以战术的优势和武器的精良屡次入侵且长驱直入,文官集团才惊觉这低能的军事制度将要危及整个帝国以及他们个人的安全,但思变的结果仍只在于选择战略上深谋远虑而又精通各种战术的高级将领,而非改革落后的军事制度。
在种种落后的情况下,戚继光着手组织他的新军,世人称为“戚家军”;确立了铁一般的军法,即集体负责的“连坐法”;战术上注重协同配合,研习“鸳鸯阵”。终其一生,戚继光以鸳鸯阵法作为主要战术,这并非由于他因循守旧,而是他深知以一己之力难以触动整个国家体制。戚继光的朋友,另一位名将俞大猷,曾经提出让战术全面现代化的建议,但这些有益的建议因涉及军事制度改革而及于政治未被采纳,因而壮志未酬,赍恨以殁。戚继光选择脚踏实地,做他职责范围内力所能及的事,戚家军的胜利记录无出其右,从未在战斗中被倭寇击溃。戚继光的军事天才囿于现实并未得到完全发挥,但他接受现实,在组织制度上没有办法,就在私人关系上寻找出路,一切只为使军事科学和军事技术在现实生活里发挥作用保家卫国。“在抗倭战争中功绩最为卓著的戚继光不是在理想上把事情做得至善至美的将领,而是最能适应环境以发挥他的天才的将领。他所以获得成功的要点,在于他清醒的现实感。”
人的一生,理想和现实总有差距。理想的实现,除个人的努力外,还须具备天时地利人和诸多外因,就算贵为帝王将相,胸中宏愿也有得不到现实回应的时候。在无力改变现实的情况下,退一步不失为一种良策,与其抱怨,不如尽其所能做到最好,不断向自己的目标靠近。
不是所有的出行都是行装齐备,不是所有的坚持都值得称颂,有的妥协同样值得敬仰,当然这得看动机和目的,譬如万历皇帝的妥协,可悲可叹!戚继光的妥协,可敬可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