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睡不着，就把书橱里的老照片拿出来，一张张翻看。看着看着，许多美好的回忆一起来。翻到最后，偏觉得少了一张少年时的自己。我的年少呢？
明明有一张小学时候照相的，竟想不起来放在哪儿了。这张照片我见过，二十年前还在的。搬家的时候记得用一层粉红的软纸小心地包裹着的，好像放在哪一本书里的，是书的第一百页。那本书很新，还是本很有意义的书。该死，竟一点都想不起来了。书本卖了好多茬，若是真地卖了，我的少年竟没有一页是真正属于自己的了。
起床，翻箱倒柜查遍所有的存书，皆不见。看着一片狼藉的书屋，一个人无助地坐在屋子中间，仿佛一个没有方向的孩子。找不到了，真的找不到了。我胡乱地趟下来，仿佛泄了气的皮球。爬起来，不忍心，又重新翻捡一遍，仍没有着落，心急躁得不行。那可是唯一一张我少年时的照片啊，不知怎么就丢了呢。我不知道每天忙的啥，二十多年竟未曾有一日用心去想过它。早早地想起来，也不至于有今日的慌乱，今日之无助。
我忽然想起，那时照相的情景了。小学毕业那一天，班里十几个同学偷偷地跑到小镇鱼市那条老街去照相。好像是在二楼，木头做成的小房子。那是我第一次去镇上，从村子里出来，感觉跑了大半个上午。记得好几个人都光着脚，我也是。照相的时候，我们没敢照全身。第一次照相，紧张得要命，比逃学时遇见班主任还紧张。那个照相的人，好像剃着大分头。三十多岁，穿着白汗衫，好像一条腿走起路来不方便。听说他是我们这群人中，某一个人的表哥，谁的表哥，我一点印象都没有了。只见那人拿着一个皮囊样的东西，站在用一块黑布包裹的三角架前，让我们睁大眼睛看他。我们每个人的眼都睁得特别大，大到似乎都快要蹦出来。没想到竟那么快，只一眨眼的功夫。那时我就想，长大了我也学照相。
回去的时候，好几个人的脚都磨出了血泡，可没有一个人喊疼。一星期后，才拿到那张照片。那个星期，真地很难熬，我们几乎是热锅上的蚂蚁了。拿到照片后，就像拿着命星子一样揣回家。放在床头日日看，看着笑着。这是家里唯一一张照片，也是村子里为数不多的几张照片之一。听说只有西园大老爷家里才有几张照片，大老爷在东海教书时照的。那时照相，对于村子里的人来说，是一件很稀缺的事。老辈常说，照那些片片是要摄（我们那儿方言叫捏）了人的血的，因此好多人都不敢照。
楼下，早有小孩子嗷嗷叫地跑去上学了。推开窗，有风吹来，仿佛吹过我的年少。看着那些活蹦乱跳的孩子们，似乎有太多的记忆随风而来。
记得小时候，有好多年住过防震棚，还在防震棚里上过课。我家的防震棚，是一间驴棚，搭在几棵老榆树的间隙里。夏天，蚊子苍蝇和臭味一起来。睡不着觉，我们就大声唱歌，唱《我爱北京天安门》，唱《我是公社小社员》……唱着唱着就睡着了。天亮起来，看到母亲正用一把大蒲扇给我们姊妹几个扇着风。学校的防震棚，是用塑料布搭起来的，是众多旧的塑料布拼凑而成，风来雨也来，我们只看天花板流下的雨声，不再看老师。
记得有一位叫朱友德的老师，经常站在学校操场上挨批斗。不知因什么要批斗他，就觉得他很可怜。他穿着破褂子破裤子，还光着脚。后来听说他是富农，我第一次见过富农是这个样子。他是东海人，独自一个人来我们那所小学支教。记得，爷爷经常让我送一些青菜萝卜给他吃。我的印象里，他很老实，从来都低着头吃饭，低着头出出进进。
记得那些年，经常在下午，去给几个生产队摘棉花，捡麦穗。记不清，那些活是怎么干的，只记得红小豆稀饭实在太好喝。
记得那时，挎着篮子满村庄拾过鸡屎，满湖野割过猪草。放学了，有时候还要扛着竹耙去田里耧小麦，按斤重交到生产队里去。还有一段时间，学校收大粪，我们背着粪箕子或挎着篮子满村庄捡拾大粪。大粪堆在教室门口，夏天的时候能臭很远很远。
还记得经常去学屋后边的山上采半夏，逮蝎子，搬石头……记得那时个子很矮，没有麦子高，站在棉田里，很难被人看得见。记得那时学雷锋，天不亮就把办公室和教室的地面，打扫得干干净净。记得每到春节来，就随着村子里的演出队去跑龙套。奶奶帮我创作了一个快板叫《赞队长》，一曲赞队长唱遍山南山北，三乡五里的人都夸我是个能孩子，将来必将会有大出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