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的晴空划过一道闪电。
那一年,父亲所在的村办企业倒闭了。突如其来的变故虽未将家中的米缸掏空,却将喷香的米饭变得无味。
狭小的厨房兼餐厅,炉灶中的余火渐渐成灰,灶上水壶中开水沸腾的咕噜声越来越细。橘黄色的灯光下,八仙桌旁,父亲母亲静坐无言,只有年幼的没心没肺的我依旧大口大口吞咽着饭菜。
“妈,你们怎么不吃呀?都凉了。”我不解地看着身旁本应有说有笑的两个最亲的亲人。
“浩,妈和阿爹不饿,你自己吃,乖。”母亲用无力却平静的声音回应着我稚嫩而疑惑的眼神。
那天起,我在脑海里刻录下那一年。
那一年,曾经是村办企业厂长的父亲再也没有找到工作,也没有太多的话要说。
那一年,再也没有听到有人喊“杨厂长”,因为家里根本就再也没有来过客人。父亲说:“以前的那些都不是阿爹的朋友,而是‘杨厂长’的朋友。”
那一年,父亲每天早晨扛着锄头上山,傍晚时才灰头土脸的回来,带回一些花木在院里种下,然后指着其中一棵告诉我:“儿子,瞧瞧,这个能卖好几十啊。”他还说:“还是花木好!”
那一年,家里再也没有出现过我爱吃的雪糕,墙角的电冰箱也拔去了插头。冻不起,更没什么可冻的了。
那一年,父母会时而发生口角了。有一天正在吃午饭,母亲突然将一个盘子狠狠地摔碎,哭着冲父亲吼道:“明天,你去借米!”
……
一切,都不再是曾经的样子。
一天,母亲累了,病了。她躺在床上,面容憔悴地告诉我:“浩,妈胃疼。”
我把小手放在母亲的肚子上使劲地揉搓着,不停地告诉母亲:“妈,不疼了,不疼了。妈妈乖,不疼了。”我焦急地等待着父亲,“妈,阿爹就回来了,阿爹回来就好了。”
我立在门前盼父亲。父亲丢掉挖来的花木和肩上的锄头。父亲背起母亲焦躁地往村卫生室赶去,嘴里不停的念着“熬一熬,熬一熬……”
还好,母亲没事。母亲累了,或许母亲还能够承受清贫的日子,但她的胃已经无法坚持了。
那晚,父亲在卫生所附近一个相识的屠夫那儿借了两百元钱去付医药费,还佘了一个猪肚,说亲自下厨,说给母亲做点好的。
那晚,母亲躺在床上,父亲趴在床沿,我依偎在父亲怀里。
第二天,父亲起了大早,给我和母亲准备完早饭便出门了。穿着他能找到的最破烂的衣服,带着一副厚实的橡胶手套。
父亲来到村里的砖厂,找到了他曾经的生意伙伴。
“王老板,能不能在你的窑厂上打点零工?”
从此,父亲每天都会出现在烈日曝晒下的窑厂晒场上,和一群外地来的贫穷打工者一起装卸红砖。
慢慢的,父亲黑了、瘦了、手上的老茧再也褪不掉了。但至少,我们终结了隔三差五靠人接济的生活。每天晚上,不论多晚,父亲总会疲惫却带着笑容赶回家来,与坐在桌旁等着他的母亲和我一起吃晚饭。而且每次都带着三四十元现金,这预示着明天不会挨饿,预示着明天的明天值得期待。
有一回,父亲回来时从口袋里掏出六十多元。他开心的告诉我和母亲“今天买砖的人多,活也多,我力气大、速度快,一个人就装了好几车,整个晒场上我赚的最多了。”
父亲捶了捶自己的腰,“哎呦,吃力的狠。来,儿子,帮我捶捶。”
“还是我来吧,他哪里有劲。”母亲笑着,哭着。
“不要紧的,让他来,他可是我们未来的希望,可是我们的动力和支柱啊”,父亲说着便拉我过去。
摸着父亲宽厚的脊背,我发现搬砖几个月来,父亲的腰越来越硬了。是的,父亲的腰,越来越硬了!
此后三年,每次放学回家经过那个砖厂,我都会忍不住搜索父亲的身影,那个在烈日底下不停的弯下又站起的父亲的身影。小小的我,盼着,等着,也慢慢懂得:
父亲的脊梁,弯下去,是因为承载更多。
父亲的脊梁,挺起来,它越发坚强。